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涉及諸多方面。學界已從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繼承并發展以往史學理論的成果、借鑒中國近現代史學在有關問題上的經驗等多個角度進行了討論。其中，中國近現代史學的經驗與教訓值得我們反復思考、深入總結。若論中國近現代史學更為寶貴也更為根本的垂鑒，應當是正確處理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外國史學及現實實踐的關系。由此，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也應當自覺處理好這三個關系。
與中國傳統史學的關系
這里的“中國傳統史學”，主要指的是中國古代史學的精華部分，也包括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優秀成果。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處理好與中國傳統史學的關系，是中國傳統史學的獨特價值所決定的。
中國傳統史學有助于中國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彌補近現代以來中國史學存在的片面與不足。近現代以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史學革命”對中國古代史學予以激烈批判，對后世中國史學產生了深遠且復雜的影響。其中一個影響是，中國古代史學在近現代史學中的價值、地位與分量逐漸降低的同時還發生了嬗變，致使當代中國史學出現了“古今難通，中外隔膜”（廉敏：《古今比較對于史學理論發展的意義——對當前史學理論若干問題的思考》，《晉陽學刊》2019年第5期）的問題。中國古代史學研究多年來深陷困境，與這一影響的制約不無關系。不過，中國近現代史學的發展同時還告訴我們，我們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認識存在一定的誤解，而這些誤解很大程度上是近現代以來西方中心主義的產物。因此，克服西方中心主義、澄清有關誤解、重新認識中國古代史學，是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傳統史學是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樹立主體意識的一個有力支持。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是中華民族。中國傳統史學記錄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人物、事跡和思想，是中華民族關于自身的寶貴歷史記憶。中國傳統史學承載著中華民族認識歷史、記錄歷史、借鑒歷史的方式與方法，無形中塑造出了適應中華民族歷史實踐及精神世界的歷史思維。中國傳統史學在逐漸具備獨立品格的同時，始終保持著與其他學術門類如經學、文學、治道等之間的血脈聯系，成為中華民族學術體系的有機成分。中國傳統史學還始終堅持經世致用的精神品格，是中華民族進行社會實踐的重要精神來源。經過數千年的錘煉與考驗，中國傳統史學有著鮮明強健的主體意識，對于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主體性而言，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富礦。
中國傳統史學有助于引導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尊重、保護并延續自己的歷史根脈。中國傳統史學是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孕育的一塊精神瑰寶，閃爍著中華民族創造中華文明的璀璨光芒，既是人類社會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是中國史學深遠發達的根系。盡管清末民國以來中華民族經歷了被侵略、受壓迫的屈辱歷程，包括史學在內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也隨之受到嚴峻的挑戰與激烈的攻擊，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在勇敢面對這一“數千年來一大變局”的過程中，悠久深厚的中國文化始終是中華民族的底蘊、底氣與脊梁。梁啟超雖然積極倡導“新史學”，但他首先承認并肯定中國舊史學在世界范圍內取得的卓越成就，其“新史學”亦以舊史學為根底而對舊史學有所改造。應該說，被近現代史學拋棄的，僅僅是中國古代史學中腐朽落后的部分，而非中國古代史學的全部，更非富有生命力、具體而生動的中國傳統史學。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史學理應充分尊重、自覺養護這一珍貴的文化命脈。
總的說來，中國傳統史學是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根基，我們需要學會古為今用。當然，不能拿來就用。我們仍然需要堅持批判的、辯證的、歷史的、實踐的態度與目光，仍然需要繼承近現代史學對中國古代史學的合理批判，仍然需要堅持發展的歷史觀。
與外國史學的關系
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應當處理好與外國史學的關系，是社會歷史發展趨勢尤其是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所決定的。這里的“世界歷史”指的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世界歷史。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大工業誕生以來，“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社會歷史發展趨勢，尤其是世界歷史的發展趨勢，是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外部環境、客觀環境，而外國史學是這一環境的內在組成部分。
從外國史學的維度考量中國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來自中國近現代史學的客觀垂鑒。中國近現代史學的開啟，一個重要的特征便是開眼看世界。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即命人翻譯英人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成《四洲志》一書。魏源又在此基礎上撰成《海國圖志》，并明確表示此書區別于以往的“海圖之書”：“彼皆以中土人譚西洋，此則以西洋人譚西洋也。”（魏源：《海國圖志原敘》，《魏源全集》第4冊《海國圖志》，岳麓書社2004年版，第1頁）這些都是中國史學順應并推動中國融入世界歷史進程的積極貢獻。直至目前，我們仍然身處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世界歷史”的進程中，應當始終堅持不懈地睜眼看世界。外國史學，尤其是外國史學的最新進展，始終應當是我們密切關注的對象。
從外國史學的維度考量中國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是思想認識保持開放、避免僵化的客觀要求。中國古代歷史證明，社會歷史的進步與思想認識的解放相輔相成。與春秋戰國時期生產力階段性發展相應的，是諸子百家之間的思想爭鳴；而與明清社會走向沒落趨勢相應的，是程朱理學的日益僵化。中國近現代史學的發展也體現出同樣的規律。魏源之所以能夠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等積極的戰略決策，產生了“支配百年來之人心”（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頁）的深刻影響，正是其結合中國傳統的危機意識、致用思想與西方科學文化知識的結果。學習、借鑒外國史學的先進成果，自近代以來便逐漸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新的傳統。因此，我們應當努力繼承并發揚這樣的傳統，繼續服務于中國史學的建設。
從外國史學的維度考量中國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是現實實踐提出的客觀要求。雖然這一要求自清末以來已是大勢所趨，但是不同時期對這一要求的回應也有所不同。在新時代，不僅世界歷史的發展仍在深入，人類命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上的深入，中國史學的自主性意識也不斷提高。這些都對中國史學與外國史學的交流溝通提出了新要求。一方面，中國史學需要正視自己，在正確認識自己的基礎上樹立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中國史學需要認識他人，在深入認識他人的基礎上尊重人類文明的多樣性。也就是說，中國史學不僅需要繼續向外國史學學習，而且需要學會自尊、有效地向外國史學表達自己。因此，中國史學的自主知識體系需要具有外國史學的考量維度。
總而言之，外國史學，尤其是外國近現代史學，是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參照。強調與外國史學的關系，不能失去中國立場。否則，“不照抄照搬外國經驗”就可能流為一句空話，向外學習時就可能迷失自我。
與現實實踐的關系
如果說前述中國史學與傳統史學和外國史學的關系都屬于理論維度，那么，從現實實踐的維度考量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就是必不可少的。現實實踐是中國史學的最終評價標準。
在中國古代史學中，經世致用始終是一個客觀、堅韌的思想傳統。早在殷周時代，人們就非常重視歷史對于現實的借鑒意義，提出了“殷鑒”（《詩·大雅·蕩》）的概念。孔子在《論語·學而》中嘉許學生“告諸往而知來者”，也是對史學以古鑒今作用的肯定。而孔子所修《春秋》，不僅產生了“亂臣賊子懼”（《孟子·滕文公下》）的社會效應，更被歷代視為史學經世的典范。直至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也明確表示：“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學者不知斯義，不足言史學也。”（葉長青注：《文史通義注·內篇五·浙東學術》，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頁）可以說，如果沒有現實關懷，就不可能產生輝煌的中國傳統史學。
中國近現代史學也以現實問題為其突出關切。中國近代史學的先聲即以鮮明的經世精神為治學特征。鴉片戰爭前后，封建史學分化出一支相對進步的史學，這支史學以摒棄考據、主張經世為風氣，以當代史研究尤其是邊疆史地研究、外國史地研究為代表，以改革、反侵略、開眼看世界為呼吁主題，體現出強烈的、救亡圖強的愛國精神。戊戌變法失敗后，革命呼聲日起，史學上即有梁啟超倡導的“史學革命”與之相呼應。五四運動前后，隨著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一大批共產黨人及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闡釋歷史，指導中國革命斗爭的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學證明，要真正激發中國史學的活力、實現中國史學的真正價值、推動中國史學取得豐碩成果，必須將中國史學與現實實踐有機結合。
有人認為，中國傳統史學的致用思想導致自身淪為政治工具；有人將史學的致用精神與求真精神對立起來，鼓吹“為學問而學問”；等等。這些認識是片面的。歷史表明，中國歷史及中國史學的進步離不開中國史學的實踐精神。中國傳統的經世思想與西方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在精神上的融合與貫通，也說明中國史學的經世思想包含真理的內核。當前，中國人民正在經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如此深刻而又現實，需要匯集中華民族的所有智慧，方能有望突破艱難險阻，最終實現中國人民的幸福與福祉。在這一偉大的社會實踐中，中國史學非但不能缺位，還要勇敢擔負時代大任。因此，具有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史學必須具備現實品格。
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具備現實品格，樹立這樣的信念對中國學者來說并不困難。困難的是，中國史學應如何具備與現實實踐有機結合的能力。在前所未有的現實實踐面前，中國史學如何適應新的歷史形勢；在社會分工日益精密的現實條件下，中國史學如何突破日益精細的分工壁壘……這些都是擺在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面前的重大課題。
綜上所述，理論與現實的有機結合、傳統與現代的融會貫通、中國與外國的深度交流，既是老問題，也是新課題。建構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既不能消極以待甚或原地不動，也不能無視過去的經驗與教訓而盲目沖動。只有“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中國史學自主知識體系才能獲得不斷成長、穩定前行、造福人民、有益于世界的源泉和動力。
?。ū疚南祰疑缈苹鹬袊鴼v史研究院重大歷史問題研究專項“‘中國之治’的歷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22VLS00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