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學家野澤豐2000年撰文悼念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劉大年時，憶及1963年初次結識的往事：“那年11月，劉大年先生作為中國學術代表團的成員之一訪問了日本。從那以后，我們之間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同時，“日本學界同仁為了實現這次日中學術界的大交流，在京都，用了三年的時間，在東京花了一年的時間，展開長時間的‘邀請運動’。因此，可以說，1963年中國學術代表團的訪日，從日本國內來說，實在是自下而上促成的”。野澤豐所述及的這次訪日活動是中日邦交正?；耙箖蓢鴮W者開展學術交流的有益嘗試。其中，日本史學家“自下而上”發起的為期三年之久的“招請運動”頗為值得注意，借此可以管窺日本史學家籌備中日學術交流活動的情況。
關于“招請運動”，野澤豐的記錄特別簡短：“在基層積極支持‘邀請運動’的是參加從1962年開始的‘A·F斗爭’（反對美國的亞洲財團、菲德勒財團對日本的中國研究機構提供資金援助）的年輕學者和學生們。當時，我擔任‘A·F問題’關東方面的聯絡事務，將事務局設在東京教育大學的東洋史研究室。繼‘A·F問題’之后，又展開了‘邀請運動’。1962年9月成立了由150余名與會者推選的歡迎委員會。我在歡迎委員會里參與了歷史領域方面的歡迎準備工作”。短短百余字的回憶，揭示了“招請運動”超越學術交流的面向，表明當時日本學者邀請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與抵制美國的基金會干涉日本學界的運動（以下簡稱“反對AF運動”）實際存在很大關聯。由此，討論“招請運動”時，有必要關照美國的基金會對日本學界所施加的影響以及日本學界的因應情況。
當下中國學界尚未關注到“招請運動”，從日文材料、日本學界視角出發探究該時期中日史學界交流的研究成果亦較少。日本學者在論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日史學交流時，以1955年郭沫若率領的代表團訪日以及1962年日本學界反對美國基金會資助東洋文庫兩大議題為討論重點。遺憾的是，其研究甚少涉及“招請運動”，且在分析“反對AF運動”時，過于重視運動本身，并未注意到“反對AF運動”“招請運動”以及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三大事件之間的聯動情況，同時對日本學界內部存在的理念分歧亦關注不夠。
因此，關于這一段歷史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尚有許多：“招請運動”為何發生？與“反對AF運動”究竟有何聯系？日本史學家在“招請運動”中發揮何種作用？這場運動反映了當時怎樣的時代氛圍？本研究將結合中日史料探究上述問題，以期進一步深化學界對中日史學界互動乃至國際馬克思主義思潮聯動情形的認知。
1959年，日本國內爆發反對簽訂《日本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共同合作及安全保障條約》的斗爭（以下簡稱安保斗爭）。其間，許多日本學者反對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敵視中國，要求加強與中國的聯系。有學者指出，安保斗爭后“中日關系的現狀確實迎來了新的局面”，“現在人們也普遍認識到，這場斗爭強化了日本和中國人民的友誼，是一場旨在促進兩國外交關系正常化的斗爭”。日中友好協會訪問團到訪中國科學院時亦表示：“在今年安保斗爭后的日本公眾輿論中，占壓倒性多數的是希望中日兩國恢復外交關系的聲音?！笨梢姡脖６窢幰环矫婕て鹆巳毡局R界的反美情緒，另一方面密切了中日兩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聯動。安保斗爭之余波影響及日本史學界，形成了“反對AF運動”。
1961年，美國的基金會擬出資贊助東洋文庫的近代中國研究，該計劃消息一出，便引起日本東洋史學界的反對。京都、大阪、神戶三地學者開會討論此事，計劃發起抵制運動。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學者小野信爾發表《現代中國研究中的安保體制：巧言令色鮮矣仁》一文，抨擊美國基金會的資助行為，同時細致地揭露了這批資金的功用，其中包括：向東洋文庫撥款17.3萬美元以支持該機構開展“二十世紀中國研究”五年計劃、設立參考文獻室、成立研究中心、向大學院學生和青年研究者提供獎學金、為首都圈外的學者提供查閱資料的差旅費、資助學生參加暑期課程、贊助日本學者赴美搜集關于近現代中國的資料等。對此，小野信爾指出，美國資助東洋文庫的目的有三個：“第一，阻止研究人員與他們所強烈期望的中國交流，同時為了轉移其不滿情緒，鼓勵他們與美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交流以作為獎勵，從而培養他們研究中的反共性和無國籍性；第二，動員他們研究中國和東南亞，從而為復活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第三，將日本研究人員直接整合到美國的分支研究中?！?/div>
小野信爾的文章產生了廣泛影響，繼而日中友好協會、京都民主主義科學者協會歷史部會（以下簡稱民科歷史部會）、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會等十余個研究機構、學會專門開會討論此事，謀劃發起“反對AF運動”。在會議上，學者們圍繞“AF問題”的性質、目的、后果以及是否接納資助等議題展開討論。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會的號召下，各學術團體又組建了“中國研究者·研究團體聯絡會議”（以下簡稱聯絡會），并鼓勵成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其中。
日本學者依托聯絡會的平臺，于1962年7月召開“關于亞洲·福特基金會資金問題全體中國研究者研討會”，對美國基金會的資金問題展開激烈討論，隨后出版會議紀要。當時，出席研討會的學者分為基金會贊成派和反對派兩大陣營，其中反對派占據勝場。贊成派以東洋文庫的市古宙三為代表，他因贊成接受資助而聞名于學界，以至于“一部分學者一提到市古先生，便會聯想到AF問題”。市古宙三認為，日本各大學間研究經費差距甚大，文部省的科研資助大多贊助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名校的學者，其他地方的高校所得資助很少，以至于不得不向基金會尋求援助。在他看來，“AF問題”歸根究底是科研資金分配問題，倘能妥善利用資助，并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對此，基金會反對派與他針鋒相對，更強調資助背后的政治意圖。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近藤邦康的觀點代表了反對派的態度，他說：“參閱福特基金會的介紹可知，這一資助計劃具有為美國、日本、（中國）臺灣三角同盟提供政策決定事實基礎的目的”，這樣一來，通過基金會資助，美國有將日本的中國研究整合進其全球戰略的可能。與近藤邦康持相似觀點者不少，他們提出三個代表性問題：其一，如何看待這筆資金的政治意圖，尤其是為美國政策制定提供基礎數據這一方面；其二，這筆資金具有固化乃至惡化當下不正常中日關系的風險；其三，日本的近代中國研究條件惡劣，引入資助可能會使研究者進一步喪失其獨立性。
總結雙方觀點可知，贊成派認為日本科研經費分配不均，故而弱勢機構及研究者需要尋求美國援助，而反對派強調接受資助會使日本的中國研究界喪失獨立性，存在被美國東亞研究界收編為仆從的風險，進而批評接受資助會引發反華政治傾向主導學術、強化西方中心主義偏見等問題。反對派的擔憂折射出一部分日本史學家的焦慮，這種不安與20世紀50年代末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潮逐步衰落、美國舶來的“近代化論”勃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結束前日本盛行的“東洋停滯論”出現復蘇跡象關系密切。
馬克思主義是二戰后日本頗具影響力的思潮。在二戰期間，日本的共產主義者激烈而執著地抵抗日本軍國主義當局。二戰后，被捕的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領袖德田球一出獄，流亡中國的野坂參三也回到日本，兩人在日本社會威望極高。可以說，“戰敗幫助確立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自身成為明確的、現世的、普遍的理論源泉，超越了帝國主義國家破壞性的、排他的價值”。馬克思主義也因此在日本各學術領域盛行一時。
不過，日本的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在其復興之初便已暗藏危機。1950年，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公然批評日共的和平過渡路線，導致其內部出現紛爭，這無疑削弱了日共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此外，美國政府的干涉亦不可忽視。隨著美蘇兩大陣營對立的深入，美國政府改變了一直以來所實行的力圖將日本重建為“民主、愛好和平”國家的方針，確立了“讓日本成為美國的‘亞洲工廠’和‘應對共產主義的防洪堤’的新目標”。在歷史學領域，為對抗日本日益高漲的馬克思主義影響，洛克菲勒基金會認為，應“挑選兩至三名有能力有勇氣的日本歷史研究者，資助他們重新徹底地研究日本歷史，從而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解釋相抗衡”。同時，鼓勵日本歷史學家研究和撰寫高質量的政治家傳記以宣揚個人主義價值觀。
1956年后，日共第六次全國協議會、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事件、“昭和史論爭”等政治、學術事件更進一步地沖擊了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地位。日本社會科學界亦從學理層面質疑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適用性?！端枷搿冯s志上發表文章《史的唯物論與現代》，介紹主流的批評唯物史觀的觀點，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者總是在“獨占真理”的前提下進行學術討論，或明或暗地隱含著教條主義的傾向。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思想界遭受質疑，致使日本學界彌漫著“理論空虛感”的氣氛，歐美的政治學、社會學理論乘虛而入，開始占據理論界，美國駐日大使、東亞研究專家賴肖爾的“近代化論”即是其代表。賴肖爾在《日本和中國的近代化》一文中表示：“促使日本在19世紀迅速現代化的許多因素，一般認為與歐洲的現代化中的因素相同，而且其肇因皆在于過去的封建制度，這一事實可為國家現代化的一般性問題提供頗具興味的見解?！币谎砸员沃囆枌⑷毡粳F代化的成功歸因于與歐洲相似的封建制度。這種強調日本與西歐相似性的闡釋模式難免使人想起二戰前東洋史學鼓吹日本近代化與西歐一樣優越、貶低中國難以實現近代化的“東洋停滯論”。這一言論很快便引起日本諸多歷史學家的反擊。恰好此時美國的基金會資助東洋文庫一事被曝光，這更加激化了日本學界對美國干涉日本學術研究乃至二戰前史學思潮死灰復燃的擔憂。東京都立大學的旗田巍在《日本東洋史學的傳統》一文中揭露了二戰前東洋史學的侵略特性，指責該學科曾與“滿鐵”之類的侵略機構聯系密切。當論及“AF問題”時，他表示：“我認為這筆資金的問題并不單單是研究條件的問題，而是與日本亞洲研究、中國研究的傳統性質相關聯的問題”，其所言“傳統性質”即為二戰前突出日本優越、強調“中國停滯”的史學觀點。
由此可見，此時的日本史學家確實有反對美國干涉日本中國研究的一面，但是他們所擔憂的并不僅僅是美國的資金和理論，美國舶來的“近代化論”使他們注意到二戰前東洋史學復蘇的風險，同時又對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式微心懷憂慮?？梢哉f，日本史學家反對美國的基金會實則體現了他們對自身學術脈絡的反思以及對未來學術思潮走勢的擔憂。也正因此，他們在抵制基金會資助的同時，將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中國，越來越期待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開展學術交流。
二、“招請運動”之動因
日本戰敗后，一些日本史學家批判東洋史學界盛行“近代主義”思潮的同時，轉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視作理想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如溝口雄三所言，那時日本學界“一方面對日本的所謂‘脫亞’的近代主義進行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把中國推向和日本相反的另一個極端，看做是亞洲理想的未來而憧憬不已。簡而言之，我們的中國研究基本上都是從‘憧憬’出發的”。正是這種憧憬，促使日本史學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學術思想抱有極大的興趣，對與中國史學家開展學術交流心懷期待。這一傾向在日本史學界“反對AF運動”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反對AF運動”期間，聯絡會發出的告示曾提出反對美國的基金會輸資日本學界、反省東洋史學和中國研究、檢討日本學術體制三點訴求。此外，還呼吁“反對當下不正常的中日關系繼續惡化，推動促進中日關系正?；拔幕涣鞯倪\動”。在反對基金會的集會上，小野信爾指出：“目前在日本發展漢學的最大障礙是什么，是什么限制了它的自由？這就是我們當下自由進出中國被日本當局封鎖，甚至交換學術材料存在困難的狀態”，進而強調促進中日人員互訪、資料交換的重要性。東京教育大學的小林一美亦表示：“反對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東洋文庫只是一個方面，這次活動所揭示的推進中日關系正常化、開展學術交流、保證獨立研究的必要性才是我們要著手實現的，它們也是我們今后運動的目的”，并提出“開展招請中國歷史學家活動”“促進國內研究者間的學術交流”“開放各研究所、大學的圖書，實行民主化運營”三條建議。
由上述學者的訴求可知，推進中日學術交流活動以至邀請中國歷史學家訪日是參與“反對AF運動”學者關注的焦點。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學生櫪木利夫總結稱：“1955年到1963年這8年，不僅歲月在流逝，而且日本人民的社會運動與研究者之間的關系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亞洲·福特基金會問題對每一位研究者社會責任的叩問轉化為促成中日學術交流的能量”。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小林一美提出的“招請中國歷史學家活動”。相似的呼聲亦見于小野信爾的文章，其中提出：“為了積極應對未來日益加劇的美元攻勢，我們學術界正在絕地反擊，當下正擬統一行動，開展中國學術代表團（文、史、哲）招請運動”。這表明，在“反對AF運動”方興未艾之際，“招請運動”已被提上議事日程。
需要注意的是，早在1957年中日兩國史學家互訪時，日本史學界便已萌生了邀請中國學術代表團的想法。1957年夏，日中友好協會京都府聯合會（以下簡稱日中友協京都府聯）派遣學術代表團訪問中國科學院，并與中方約定“盡最大努力互派學者訪問與講學”。同年12月，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尹達訪日，兩國歷史學家就時代分期、資本主義萌芽、民族解放等論題展開討論。上述問題是雙方共同關注的熱點議題。經過數次研討，日本方面不僅基于討論會成果出版了《中國史的時代區分》一書，還萌生了再度邀請中國歷史學家訪日的想法。京都大學東洋史專家貝塚茂樹事后說：“我們現在建議邀請中國的歷史、哲學和文學的專家，是為了給1957年并不充分的討論提供充足的時間，更好地了解彼此的觀點，今后兩國學者攜手推進中日兩國文化的研究”。不幸的是，1958年5月日本發生了“長崎國旗事件”，隨后中日關系迅速惡化，致使中日學術、文化交流活動一度停滯，日本史學界的計劃亦被迫擱置。
1961年起，中日兩國關系回暖，為學術交流的重啟創造了可能。是時，“反對AF運動”激起了日本史學界的反美情緒，喚起了與中國交流的熱忱，學術代表團訪問籌備活動因此被日本史學界賦予了更多意義，將日中友協京都府聯提出的邀請計劃一舉升級為全國性的“招請運動”。當時正在京都大學文學部就讀的狹間直樹明顯感受到自己在“反對AF運動”前后的心態變化：“去年春天以來，在京都發起了中國學術代表團（文史哲）‘招請運動’。實話說我雖然忝列發起人名單，但對運動并不熱心。不過，在‘反對AF運動’中，我理解了‘招請運動’的意義，在反省自己怠惰的同時，堅信我們通過自身力量所推行的‘招請運動’必定會成功?！边@說明，“反對AF運動”爆發后，日本學者進一步意識到與中國開展學術交流的重要性，從這時開始，“反對AF運動”與“招請運動”走向聯合。
與野澤豐、狹間直樹類似，躬與其役者多強調“反對AF運動”對“招請運動”的促進作用。京都大學中國語言學、文學研究室學生提出的訴求中即有“由所有研究中國之人員進一步推動去年開始的中國學術代表團招請運動”一語。招請運動關東歷史事務局亦認為，明確說明并廣泛宣傳“反對AF運動”的立場，在中國學術代表團招請運動中是有意義的。這里強調的是“反對AF運動”對凝聚“招請運動”共識的意義。民科歷史部會的吉田晶說：“這兩種形式的運動是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針對美日反動勢力的科學運動的兩個方面”，在其認識中“反對AF運動”和“招請運動”兩個事件次第發展，其目標是相近的。
除卻政治訴求，發起“招請運動”的學者同時還懷有深入了解中國現實情況、前往中國考察乃至留學的希冀。據狹間直樹回憶，當年小野信爾等師長之所以發起“招請運動”，是因為當時日中關系致使“研究人員被迫遠離研究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放棄了研究。因此，自行邀請代表團的構想受到了很多人的歡迎，并作為研究者自發的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發展”。這些言論反映了當時日本青年學者希望排除政治干涉以了解中國的熱忱。
除思想觀念上的準備外，“反對AF運動”的推進還為“招請運動”作了組織機構方面的準備。招請運動關東歷史關系事務局的一份文件中有這樣一句話：“‘反對AF運動’和‘招請運動’之間存在著一種繼承關系，即‘反對AF運動’的核心機構即是‘招請運動’的核心機構”，該事務局此前還表示：“至今‘招請運動’的核心組織是以積極推進‘反對AF運動’的學生和年輕人為中心的群體?！姓堖\動’也是以這些學生和年輕人的團體為核心，在普羅大眾的基礎上組織推進。通過‘反對AF運動’，我們在當下所面對及必須解決的問題這一方面達成共識，之前研究者間孤立分散的狀態被打破，并積累了各團體組織活動的經驗，形成了‘中國研究者·研究團體聯絡會議’這樣的組織?！?/div>
正是“反對AF運動”期間形成的地區之間、學科之間、高校之間、學會之間的廣泛聯結，促使日本從事東洋史研究的學者間聯系更加緊密。東京教育大學的稻田正次在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致辭時就提道：“以我所在的大學為例，研習中國學問的東洋史和漢文的學生不僅在學術上沒有任何聯系，甚至在日常生活中都難以謀面。歷史學科也分為東洋史、日本史和西洋史，問題意識、方法論和研究成果各不相同，彼此之間沒有任何聯系。然而，‘招請運動’極大地改變了這種孤立分散的局面?！鞭裰T史實可知，京都方面發起“招請運動”后不久，東京教育大學的聯絡會成員很快公開表示聲援，進而推動了關東地區“招請運動”的發展。同時，向來被認為“孤立分散”的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方向的青年學者和學生在籌備代表團來訪一事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據當時還是該校文學研究科學生的久保田文次回憶：“當時以關西、關東的大學院生和‘中國研究會’的學生為中心推進運動。我當時在讀的東京教育大學的東洋史、漢文、教育學方向的大學院生們一同參加了‘招請運動’，并擔任了東京教育大學歡迎委員會的事務局次長”，他提到學生們“擔心右翼的干擾和警察的破壞，以至于不得不考慮住宿地點和代表團成員的安保問題”。
這表明，日本東洋史研究者之間的廣泛聯結有力地推動了“招請運動”的進程，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的籌備工作正是在青年研究者的通力合作下完成的。其中，反對美國的基金會干涉日本學界、增進對華學術交流的思想共識以及因“反對AF運動”而形成的組織機構和人際網絡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招請運動”之推進
1961年10月，“招請運動”正式開始，籌備者在關西和關東地區分別成立了京都籌備委員會和東京籌備事務局，同時開展工作。其中京都籌備委員會成立較早，該委員會成立后轉而呼吁日本各地建立籌備委員會，以建立全國性的招請組織。11月，京都籌備委員會在雜志《大安》上發表《招請要綱案》，向全國學者發出呼吁。1962年6月，該委員會又印刷簡報《招請運動新聞》，介紹中國學界的動向和“招請運動”的情況。
東京方面的學者在發起“招請運動”后不久即成立了招請運動關東實行委員會籌備事務局（以下簡稱關東事務局），其中囊括了日中友好協會、東京大學東洋史學部、東京教育大學東洋史學部、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會、歷史學研究會等十余個團體。繼而，學者們依托關東事務局開展工作，他們尋找場地、發行簡報并開展學習交流活動。隨之關東地區的“招請運動”逐步展開。1963年1月，日中友好協會和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簽訂協議，將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列入1963年中日文化交流計劃。自此，“招請運動”從聯絡階段轉入籌備訪日階段。
最初，在擬定的中國學術代表團名單中侯外廬、夏鼐二人皆為古代史專家，近代史專家劉大年直到代表團訪日前夕才臨時加入。據劉大年記載，他參加訪日團系臨時受命：“赴日訪問事，幾年以前就議論過。這次是十一月底出發。十一月七八號才最后決定的。因日本方面要求有近代史方面的人員”。劉大年加入代表團的決定受到日方的熱烈歡迎，關東歷史關系事務局表示：“我們從中方獲悉，近代史專家劉大年先生將參加代表團，這是一件非常值得慶幸的事。”很快，日方重新調整日程，將劉大年的學術講演納入學術交流計劃中。
另外，中國學術代表團到訪日本前兩個月，日本各學會、高校紛紛組織研討會，介紹、研讀劉大年和侯外廬的學術成果。青年中國史家會議在1963年10月底舉辦了旨在了解侯外廬學術思想的研討會。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舉行了三次學習會，其中一次圍繞土地所有制、農民戰爭等議題展開討論。此外，歷史學研究會近代史分科會將劉大年的學術成果分為三類：關于帝國主義的研究；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探討；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及分期論爭、太平天國的性質、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任務及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與方法。針對以上議題及相關文章，近代史分科會的學者展開討論。各學會的雜志還大量刊載介紹兩位史學家學術生涯及研究觀點的文章，增進了日本學界對他們治學風格的了解。
與此同時，中國學術代表團成員也開始籌備訪日的準備工作。1963年9月3日，代表團成員夏鼐“上午赴學部，在張友漁主任辦公室討論，游國恩、丁聲樹一起商談講學題目”，此類討論曾進行過多次。確定講學題目后，夏鼐從10月底開始準備赴日講學的講稿，直到11月8日將撰成的講稿送審：“代表團成員就8個專業準備20篇論文，分別由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中國科學院黨組進行審查”。
在代表團文稿送審之際，日方曾多次來信協商講學內容。劉大年“應日本方面來信要求，趕寫歷史研究如何為群眾服務的問題的文章”，以備在日講學之用。另外，日本學者杉村勇造還曾兩度致信夏鼐，列出12條日本學界意欲了解的中國考古學進展情況，提出“以上各項題目，若有工夫，請先預備答回稿子”的訴求，夏鼐接到請求后認為“這些問題，有些需要預備一下，有些只好臨時對付”。針對日方希望看到考古照片的訴求，夏鼐在出發當天上午“將所中的幻燈片，選取三分之一，約200片，以便帶往日本作講演之用”。
除審定講稿，中國學術代表團還數次開會討論訪日期間的政治方針。1963年10月12日、25日、31日及11月1—14日期間，代表團多次召開籌備會議，并兩度聽取關于日本政治、經濟概況的講座。11月14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廖承志指示代表團：“訪日代表團只宜談學術，不宜對當前斗爭的尖銳問題發言。目的是對日本的高級知識分子做工作，通過講學術成就，多交朋友。政治方面，最大限度地求同存異”。“所有的講話、工作，都應注意廣大的中間分子，要到中間分子中去講話，以他們為橋梁，面向多數。講中日友好本身就帶有戰斗意義，既有反美性質又有反修性質，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這個旗子，學術味道越濃越好。學術上首先不要輕敵，談問題采取老實的態度，沒有結論就如實說出”?？梢钥吹?，這次學術代表團主要以學術交流為主，但政治意圖也非常明確。希望爭取日本的中間分子，談中日友好、中日邦交正?；茸h題，以實現聯合日本知識界反美的目的。在這一點上，代表團的政治方針與日本知識分子在“反對AF運動”中的普遍訴求是基本一致的。
在一切準備完畢后，中國學術代表團自北京出發，經由中國香港赴日。因本次代表團訪日活動由日本各高校的青年學者、學生籌備，故日本主流媒體對活動經過報道極少。如今可通過閱讀夏鼐和劉大年的日記了解其行程情況。此外，代表團歸國后提交的《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工作總結報告》亦對訪日經過作了總結。參考上述材料即可了解代表團訪日期間的活動情形，本研究不再多作贅述。值得申說的是侯外廬、劉大年在訪日期間發表演講聲援日本歷史學界反美活動的情況。
侯外廬和劉大年在訪日期間著力向日本學界介紹1949年后中國史學研究的熱點問題和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劉大年的演講主要涉及“中國近代史上的人民群眾”“中國近代史研究狀況介紹”以及“中國革命中的知識分子作用”三個方面，而侯外廬的演講主要集中于“唐宋之際農民戰爭”“封建社會前期的哲學流派”以及“柳宗元的哲學和社會思想”三個論題。同時，部分演講也帶有一定戰斗性，宣傳歷史學家應該密切聯系革命群眾、反對美帝國主義、支持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觀念?？梢韵胍?，中方團結日本中間分子的目標以及兩國學者共同的反美目標，使學術交流帶上了鮮明的政治色彩。
因是，中國學術代表團成員對“反對AF運動”給予積極回應。到達次日（11月31日），“侯外廬副團長參加教育大學的座談會，據云參加者約六十余人，為反對美帝文化侵略，主張不接受美國津貼”，其中“反對美帝文化侵略”的活動是東京教育大學舉行的反對美國基金會資助東洋文庫的座談會。在座談會上，日本學者向侯外廬解釋了美國基金會的政治意圖、日本科研體制的問題以及當下反對美國基金會斗爭運動的情況后，侯外廬用自己在20世紀30年代與國民黨當局開展文化斗爭的案例說明抵制國內外反動勢力文化“圍剿”的策略。他說：“日本和中國似乎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反動派正在改寫歷史。他們想通過歪曲歷史的真相來為他們的階級服務。而且他們否認階級斗爭，提倡階級妥協。它讓外國的、腐敗的資本主義思想大行其道，與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相抗衡”，進而他號召日本學者和教育工作者建立廣泛的文化統一戰線，與學生運動互相聲援，沖破美國和日本政府的文化“圍剿”。
劉大年的演講內容在反對美國基金會之上更進一步，他肯定了日本人民在安保斗爭和反對艾森豪威爾訪日斗爭中體現出來的斗爭精神和取得的實際效果，表示“在我們面前存在著人為的障礙，阻礙著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學術交流和友好往來的發展。這便是美帝國主義所造成的障礙”。此外，劉大年還鼓勵日本知識分子密切聯系革命群眾，與他們一同參加反美斗爭。在東京教育大學發表演說時，他勉勵道：“我相信，日本的革命知識分子也肩負著這一光榮的任務。這一任務便是站在與工農大眾相同的立場上參加革命斗爭。”在回答關于學生運動斗爭經驗的問題時，他說：“如果你是一個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你可以在斗爭中接近人民。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在斗爭中即使是地主階級的人也可以毫無阻礙地接近人民”，“那時我們的任務是防止中國滅亡，知識分子必須深入人民之中，才能走正確的道路。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在實際斗爭中，才能接近馬克思主義”。
總體而言，劉大年和侯外廬兩位學者對日本歷史學家發動的“反對AF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們以親身經歷為據，強調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以抵抗美國文化滲透的重要性，客觀上聲援了日本學者抵制美國基金會的運動。這表明，“反對AF運動”“招請運動”“中國學術代表團訪日”三大事件能夠層層遞進，兩國學者反對美國干涉別國學術獨立以及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立場的共識在其中所起的凝聚作用是不可忽視的，而中國歷史學家訪日期間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聲援日本學界的反美斗爭，無疑呼應了他們發起“招請運動”的初衷，同時收獲了擴大中日史學交流、傳達反美政治立場的預期效果。
結語
通過上文對“招請運動”的描述，我們不難發現這次特殊的中日史學交流活動背后的復雜意義。其中，中日兩國關系之變化、日本馬克思主義思潮地位之消長、美國舶來的“近代化論”之流行、日本學者對本國學術體制的反思乃至美國的基金會輸資日本學界皆會影響到中日學術交流的走向。可以說，“自下而上”的“招請運動”之所以大獲成功，一方面得益于20世紀60年代初中日關系緩和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與安保斗爭后日本各高校、各學會的學者團結起來抵制美國的基金會運動關系密切。
1959年安保斗爭爆發后，日本民眾反美情緒高漲。1961年，美國的基金會輸資東洋文庫事發，日本歷史學界發起抵制運動。其間，日本學者成立聯絡會，合力反對美國基金會干涉日本學界。進而，參與這場運動的學者開始反思日本學術體制的弊端，著力于加強各高校、各學會學者間的聯結，同時激發了日本學者與中國開展學術交流的意愿，為“招請運動”做好了組織和觀念上的準備。在推進“招請運動”的過程中，日本學者以京都和東京為中心分別成立籌備機構，發布運動大綱、印刷簡報、制定訪問行程，并召開研討會集體研究中國學者的學術成果，為隨后開展學術交流做了充分的準備。與此同時，中國學者亦著手籌備訪日活動，他們多次召開籌備會議、撰寫演講稿、聽取日本國情講座、學習訪日期間的政治原則，并盡可能滿足日方提出的講學要求。訪日期間，劉大年、侯外廬、夏鼐三位歷史學家在各高校、學會發表數十次演講，介紹學術成果、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觀點的同時，亦鼓勵日本學者密切聯系民眾，積極參與反對美國基金會干預日本學術界的斗爭。
“招請運動”之興起與發展既彰顯了日本左翼史學家對二戰前軍國主義史觀的批判和反思，又體現了他們對美國學術思潮影響日本學術界的排斥心理。在抗拒美國“文化冷戰”政策的同時，日本史學界試圖通過團結本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擴大與中國歷史學界交流的方式，以強調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及本國史學研究獨立自主的重要性。在此意義上，應邀而來的中國學術代表團實際扮演了日本史學界思想外援的角色。代表團在日本的交流活動及其傳達的學術觀念和政治立場，無形中是對介入日本學界的美國基金會及其所代表的學術范式、政治意圖的明確反擊，顯示了冷戰背景下中日史學家希望通過這類學術交流活動互相支持，捍衛馬克思主義史學立場，共同對抗美國“文化冷戰”政策的意愿。
*本研究受2021年度國家留學基金委公派留學項目（202106100080）資助。
［作者簡介］吳世平，歷史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3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