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石，合理界定財政權責至關重要。在計劃經濟時期，財政收支平衡是經濟穩定運行的重要標志。然而，1953年“一五”計劃剛啟動時就出現了嚴重的財政赤字。面對這一危機，中央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增收減支措施，另一方面深入剖析成因，形成了“六條方針”重要財政工作思想，并在此指引下穩步推進明晰財政權責的改革工作，提高預算的科學性和資金的使用效率?！耙晃濉睍r期，財政改革成效顯著，財政的穩定運行支撐了“一五”計劃的超額完成。“六條方針”是新中國財政改革實踐的經驗結晶，其強調明晰財政權責的思路，為當下構建現代財政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鑒。
［關鍵詞］財政改革；“一五”計劃；“六條方針”；國家治理
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合理界定權責是財政有序運行的基石和保證。回顧新中國發展歷程，財政改革始終承擔著“先行軍”的使命，發揮著突破口的作用。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做出新的部署，將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作為重要內容。探討如何更好推動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有必要從歷史中尋找經驗。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通過統一財經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財政管理體制。1953年，隨著“一五”計劃的開啟，中國開始全面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為適應國家建設的新要求，中央對財政制度進行了相應改革，形成了“財政工作的六條方針”（以下簡稱“六條方針”）。學界關于“一五”時期財政改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分析央地財政收支劃分演變和預算制度發展。相關研究雖然取得了豐富成果，但其深度仍有拓展空間，如對預算制度和財政體制改革中所涉及的權責格局重塑等關鍵問題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深化。本文緊扣“六條方針”的醞釀和實施，對“一五”時期的財政改革進行分析，力圖清晰揭示“一五”時期財政改革中權責格局重塑的內在邏輯及其成效，在此基礎上，探討明晰權責在財政工作中的內在價值，以期豐富新中國國家治理史的研究，并為當前構建現代財政制度提供經驗啟示。
“六條方針”的實施背景：1953年的財政赤字問題及其解決
計劃經濟運行強調綜合平衡，包括財政、物資、信貸等方面的平衡，“從全局看，在幾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財政平衡”。在計劃經濟體制中，資金作為物質的價值形式，代表著一定數量的物資。如果國家財政運行中出現赤字，意味著部分貨幣沒有物資保證。貨幣發行過多，會引起物資供應緊張和物價上漲，并進一步傳遞到生產、流通、分配的各個領域，影響到居民生活的改善、經濟計劃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財政結余過多，則意味著積壓了原本可用于生產建設的資金，同樣影響經濟建設規模和速度。因此，計劃經濟穩定運行強調財政要做到“當年收支平衡，并且略有結余”，國家既有繼續推動擴大再生產的物資儲備，還有一定結余可用于跨年度平衡收支，并能有應對意外事件的財政儲備。
新中國成立之初，財政支出浩繁但收入有限，赤字占總支出的65.8%，中央將減少赤字作為財政工作的重要目標。隨著統一財經工作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財政赤字逐步縮小，1951年、1952年連續實現財政盈余，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奠定了物質基礎。1953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我國的財政收支已經完全平衡。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經濟在工業上和商業上都已經確定地取得領導地位。一切這些，都為國家的大規模建設準備了良好的條件?！?nbsp;
1953年，中國開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2月，財政部在《關于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指出，1953年國家預算總收入和總支出都是2334991億元（舊幣），財政收支平衡。但在預算執行中，3月底就花光了總預備費，8月即失掉收支平衡，嚴重影響經濟建設和國民經濟運行。6—8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財經會議，根據會議的檢查發現，“由于今年財政部門的錯誤所造成的財政預算收入上的虛假現象，由于對建設工作缺乏經驗而產生的貪多冒進的偏向，以致在今年的財政收支問題上發生了嚴重的赤字”。8月27日，“財政部向中央提出了關于解決今年財政收支平衡的報告”。根據財政部計算，1953年將形成約21.5萬億元（舊幣）的財政赤字，約占當年財政支出的10%。28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轉該報告，同時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平衡國家預算的緊急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強調平衡預算“就是當前全黨在財政經濟工作方面最迫切的任務”。
中央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增收減支舉措，增收方面包括：在工業生產和交通運輸方面，要求各工業部和各地黨委通過發動人民群眾、改善企業的管理工作、降低成本等方式挖掘生產潛力；農業生產方面，要求各地動員人民群眾增加糧食的收獲量；同時指出，國營商業部門和供銷合作社要大力組織物資交流，稅收機構要做好稅收工作，“并隨著生產的發展，物資交流的擴大和反偷漏斗爭的深入而實事求是地增加稅收”。減支方面包括：要求各地各部門厲行節約、緊縮開支，削減非必要開支和推遲非必要項目，軍事系統（包括公安部隊）應在整頓組織、精簡機構和冗員、加強技術訓練、提高部隊質量的基礎上大力縮減軍費開支，精簡行政機構和節約行政經費，動員黨政軍民注意節約糧食，同時要嚴格防止、堅決糾正“在財政部門中可能滋長和已經滋長的不嚴格控制開支與放松財務監督的偏向”。增收減支取得了顯著成效，1953年決算收入217.6萬億元、決算支出214.9萬億元，分別完成原預算的106.97%、92.03%，不僅解決了財政赤字，還實現了結余2.7萬億元，再加上1952年的結余42.3萬億元，共實現結余45萬億元（此處均為舊幣）。
“六條方針”的內涵與初步實踐：1954年的財政改革及其成效
黨和政府在解決財政赤字的同時深入剖析成因，鄧小平針對財政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六條方針”。這一方針圍繞預算管理、預算執行、結余管理等財政運行中的關鍵環節，對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在財政工作中的權責進行了系統性調整，從制度層面確保財政收入穩定、財政支出得到約束，降低了財政赤字發生的可能，為國家財政的穩定運行奠定了堅實基礎。
（一）權責不清：關于財政赤字成因的認識
1953年財政赤字的出現，雖然受自然災害造成減產、國防開支增加等影響，但回顧新中國成立之初的財政運行，突破預算、出現赤字等現象常有發生。如1951年，財政預算因超支在當年的2月、3月、6月分別進行了調整。6月，為彌補赤字，中央要求各地增加收入、減少開支。1952年的財政情況雖有所好轉，但上述現象仍存在，中央各部門在1—9月零星追加支出90余筆、約6萬億元（舊幣）。因此，有必要從制度層面分析財政赤字長期存在的原因。
其一，預算編制工作中權責不清，預算資金安排與實際經費需求間存在差距。鄧小平深入分析了1953年的預算編制工作并指出：“特別是一九五三年的預算有危險性，而更大的危險性是財政部代替各部門決定政策，這是不懂得數字中有政策，決定數字就是決定政策”。陳云同樣指出：“過去編制預算的辦法，是財經機關（中財委和財政部）拿出方案，邀請政法、文教各部委負責人參加，提點意見，加以修修補補。那時政法、文教各部門的發言權不多，他們的需要很容易被忽視”。財政部制訂的預算和其他部門的實際需求之間存在差距，但各部門和各地在執行預算時又不能按照需要及時調整預算，正如陳云所指出的：“財政部的錢，是按教育系統、工業系統等‘條條’發下去的。發下去之后，如果在‘塊塊’（即大行政區、省、縣等）中發生了這個部門的錢用不了，另外部門的錢不夠用時，‘塊塊’不能調劑，把‘塊塊’的權力限得太死了”。同時，1953年預算編制工作中也存在失誤，將上年結余列入預算，實際上其中部分結余是已有安排的預付款；“三反”“五反”中取得的收入無法成為下一年度預算的增長空間；部分結余被銀行作為信貸資金用于發放貸款，抽出這部分資金就會影響信貸平衡和經濟整體運行。
其二，財政體制安排中權責不清，財力過度向上集中。新中國成立之初建立了統收統支、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1951年雖然開始實行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體制，但“由于當時正在進行抗美援朝斗爭和‘三反’、‘五反’等重大社會改革，財政資金絕大部分仍需要集中在中央，地方的財力和財權仍然很小”。1953年，中央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分別是177.02億元、36.22億元，分別占財政總收入的83%、17%；中央財政支出和地方財政支出分別是162.05億元、57.16億元，分別占財政總支出的74%、26%。地方的收入和支出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卻無法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因此常常會在上報收入時刻意隱瞞，如在制訂工商稅收和企業收入計劃時“過于保守”；同時，在某些方面的投資上存在脫離實際的盲目冒進傾向，“有些經過了二、三次削減，才接近了實際”。部分地區承認存在“本位主義、地方主義思想，缺乏整體觀念”，上級分配稅收任務時“討價還價”，任務確定后“又要求超收留成”，“甚至有時假報情況，隱瞞庫存”。此外，部分單位時常突破預算，“建筑一些目前國家財力所不許可的、實際上也不需要的工程”。
其三，財政紀律失范，責任追究機制失能。1950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設置財政檢查機構辦法》頒布實施，推動建立財政檢查制度并設置各級財政檢查機構，初步制訂了財政監督辦法。1953年2月，財政部制訂《各級財政監察機構執行財政監察工作實施細則》,對財政監察的任務方法、案件處理等做出規定。但相關規定始終落實不到位，“幾年來，我們雖然對某些企業、事業和基本建設單位進行過一些檢查，但表現得還是軟弱無力，或者檢查不夠深入，沒有及時發現問題，得出經驗教訓，或者雖然發現了問題，而沒有對違反財政紀律者進行嚴正的斗爭”。1953年上半年，各級財政監察部門在檢查的1132個事件中發現234件違反財政紀律，占比高達20.67%。
（二）明晰權責：“六條方針”的重要內涵
在分析赤字成因和解決赤字問題的基礎上，1954年1月，鄧小平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闡述了“六條方針”，強調“六條方針有一個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具體而言：
其一，歸口，又稱為預算歸口。在以往的財政預算編制過程中，財政部代替各部門決定政策，預算資金安排和實際經費需要之間存在差距。實施歸口管理后，“預算不能由各部自行決定，但必須以各部門為主，共同商量”。編制預算按口分配指標，以各口的意見為主、與財政部商量而定。財政部則從全局出發，分析資金是否充足、資金安排是否符合國民經濟發展比例要求。預算歸口提高了預算的科學性，使預算更符合實際情況。
其二，包干。針對以往存在的經費開支浪費、支出突破預算等現象，實施包干辦法。包干包括兩種：一是中央各口的包干，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國家計劃委員會審核總的預算投資額，各口負責考慮各項事業的輕重緩急與投資的分配。二是地方的包干，主要是大區包干。包干既包收入也包支出，要求收入不能減少并爭取超過；支出不能突破，確保各口和各地都負起責任，防止突破預算。
其三，自留預備費，結余留用不上繳。為了應付突發或額外開支，在以往編制預算時，會按照一定比例設預備費。從1954年起，編制預算時除設預備費外，還設用于平衡收支的周轉金。中央和地方分別按照4%—5%、3%—4%設置周轉金，按照6%、3%—5%設置總預備費。同時，為了激勵各口和各地節約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規定除基建結余外的其他結余不上繳。
其四，嚴格控制人員編制，精簡行政人員。為了壓縮經費開支、提高行政效率，1951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實施精兵簡政，強調“政府、黨派和團體的精簡原則是緊縮編制”。財政部在《關于一九五三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強調：“財政機關還應當注意審查各企業、事業和國家機構中人員編制和管理費用是否符合于精簡、效能和節約的原則”。此條是對財政工作貫徹落實精兵簡政政策的重申。
其五，動用總預備費須經中央批準。在過去的財政運行中，使用總預備費的批準權在財政部?？傤A備費支出較為隨意，并未完全用于國家最需要的方面，國家總預備費有相當一部分是“買燒餅油條用掉了”?！傲鶙l方針”強調，動用總預備費“批準權不應在財政部，而應在中央政治局”，“總預備費是留著解決大問題的，不是用來買燒餅油條的”。
其六，加強財政監察。針對以往存在的財政紀律失范、責任追究機制失能的問題，此條強調必須嚴格執行財政紀律，確保國家資金在使用中不被浪費。在實際舉措執行中要求加強各級財政監察機構力量，有針對性地對政府和企業進行實地檢查，檢查內容包括經費使用情況、工程造價及款項是否按計劃使用、行政部門編制壓縮情況等。
“六條方針”的核心是“歸口”和“包干”，其旨在明確各口和各地在財政工作中的權責——歸口明確了各口在預算編制中的主導權，賦予各口和各地預算調劑權，提高了預算的科學性；包干強調各口和各地要對資金收支情況負責，收入要超過預算而支出不能突破預算。同時，自留預備費、結余不用上繳等辦法也有助于調動各口和各地節約資金的積極性，提高資金使用效率；精簡行政人員、動用總預備費須經中央批準控制財政支出，強化了財政紀律，防止突破預算，達到了“把國家財政放在經常的、穩固的、可靠的基礎上”的目的。
（三）權責重塑：1954年的財政改革及其成效
針對1953年財政赤字問題反映出的制度弊端，中央根據實際及時出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
其一，完善預算制度，實行預算歸口，明確預算編制必須以各部門為主，賦予各口和各地預算調劑權。1953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地方追加預算問題的指示》指出：“鑒于中央財政困難……此項預算基本上不再追加，改由各大區在地方支出科目中，實行款與款、類與類之間的調劑和節約”，“凡非重點建設的應緩辦或延長完成時間，凡非急迫的事業應停辦或緩辦，凡可支可不支的款項應堅決不支，在這些方面的事業和干部的緊縮和調劑，亦授權你們負責解決，其中如有重大變動仍應報告中央批準或備案”。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編造一九五四年預算草案的指示》中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在中央頒發的總控制指標的范圍內，可以進行“類與類、款與款、項與項之調劑”，各類、各款的具體收支控制數字，可以根據本部門、本地區的具體情況進行適當安排與調整，以期更能切合實際。
其二，提高地方財力，明確各口和各地的包干責任，通過結余留用不上繳等制度設計調動積極性。1953年8月，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總結中指出：“劃分中央和地方收支范圍，按照主、次、輕、重集中和分散情況，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大體比例。地方掌握20%左右”。1954年，中央調整中央、省（市）、縣（市）三級財政體制，進一步提高地方財力。按照1954年預算安排，地方財政收入明顯增長而支出則有所下降，與1953年相比，地方財政收入占總收入比重從17%提高到23.4%；地方財政支出占總支出比重從26.1%下降到24.7%。實行財政包干，各地在執行財政支出時不能突破預算，但可以在既定指標范圍內適當調劑。1953年9月，中共中央批轉了《華東局關于當前財政收支問題及對資產階級問題的指示》，認為這個指示是及時的和正確的，要求中央各部委黨組，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黨委參考和仿行。華東局提出：“為了照顧各地處理一些工作中的實際困難，可以允許各地就本年已批下的預算中，對各款項預算數字作適當的調劑，調劑范圍包括地方各種事業部門經費，如農、林、水（淮河除外）、地方工業、文教系統（除高等教育費外）、政法系統的社會事業經費、地方行政經費等，均可由省市作全面調整，以解決地方上的困難”。1954年6月，鄧小平在《關于一九五四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強調：“各級地方政府應在國家統一計劃和配合重點建設的范圍內，切實地根據人民群眾的需要，作更好的安排”。同時，中央也對周轉金和總預備費的使用做出規定。19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編造一九五四年預算草案的指示》中明確規定，上年結余首先必須扣除應完未完工程及跨年度使用費，其次要扣除應設置的周轉金，如果再有剩余，則作為各該級總預算的總預備費；國家總預備費的動支“必須報經中央批準”、地方預備費的動支“須經?。ㄊ校┮陨先嗣裾鷾省?、中央各部自留預備費的動支“由各該部部長批準，并報中央財政部備案”。
其三，嚴肅財政紀律，強化財政監督。1953年8月，中央發出的《指示》中強調：“在財政部門中可能滋長和已經滋長的不嚴格控制開支與放松財務監督的偏向，必須嚴加防止，堅決糾正”。1954年6月，鄧小平在《關于一九五四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加強財政監督工作，嚴格財政紀律”，必須下決心糾正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將財政監督列為當年財政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至1954年底，全國共建立各級財政監察機構2158個、配備財政監察干部3300余人，進一步強化了財政監察力量。
經過上述改革，1954年決算收入完成預算的113.15%、支出完成預算的98.74%，預算收入超過支出16.0439億元，加上歷年結余，結余達到61.1339億元。中央和地方都認為“六條方針”和1954年財政改革卓有成效。正如李先念在總結1954年財政工作經驗時強調的：“六條方針是正確的。其中特別是在貫徹‘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和‘歸口包干’、‘結余不上繳’方面，起了良好的作用。首先表現在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支配預算的職權和責任，發揮了各地區、各部門的積極性。今年預算收入收得好，地方要求追加預算的少，都與‘統一領導，分級管理’和‘歸口包干’、‘結余不上繳’有很大關系”?！叭绻麤]有六條方針，錢再多也是可以花掉的。由于發揮了積極性，各地區、各部門都把住了關口，上下都抓緊了，這就是抓住了主要的。當然，我們既要反對統得過死，也要反對積極性變成盲目性?？傊?，對于六條方針，各方面反映很好，大家都關心財政工作了”。地方同樣肯定“六條方針”的積極作用，如熱河省表示，“執行情況證明，歸口包干是發揮各主管部門管理預算積極性以執行政策貫徹增產節約的基本方法”。再如河北省表示：“那一個口利于控制就歸那一口管理”，歸口后各口各部門實行包干的辦法，加強了各部門的責任心，發揮了管好部門財政的積極性，調動各部門采取措施確?！笆杖氩粶p少，支出不突破”。財政穩定運行支撐了過渡時期總路線順利推進：與1953年相比，1954年實際完成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增加了15%，各工業部實際完成的投資總額增加了31%，工業總產值增加了17%，科教文衛、交通運輸和郵電事業、內外貿易均有所發展。1954年，國營工業、合作社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在全國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提高到75%，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商業在全國純商業機構批發總額中所占比重提高到89%左右，參加農業合作社的農戶增加了7倍、耕地面積增加了5倍。
“六條方針”的持續深化：“一五”時期財政改革成效
1955—1957年的財政改革延續了“六條方針”和1954年財政改革的思路，繼續強調實施歸口、包干等辦法，明確各部門財政權責，提高預算的科學性，引導資金使用部門合理地安排經費，確保財政穩定運行和經濟建設的順利展開。
?。ㄒ唬?955—1957年的財政改革
其一，延續歸口原則。針對歸口工作不徹底的情況，中央強調要嚴格落實歸口政策，并不斷強化各口和各地在預算編制中的權力。1954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編造一九五五年預算草案的指示》中強調：“所有預算支出，必須嚴行歸口”，各省、市政府可以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財政部頒發的國民經濟計劃指標和財政總指標的范圍內，“得因地制宜地進行類與類、款與款之間的調劑，以便妥善安排各該省、市的預算”。但在實際執行中，地方調節預算的權力還存在諸多限制。
1956年4月，李先念在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財貿工作時表示：“中央財政部每年下達的預算指標，詳細地分列了收入和支出的各類各款數字，中央有關各主管部門又都分別下達自己的計劃指標和要求。在這種情況下，看起來地方似乎可以調劑，但‘調進者舉手歡迎，調出者要請示各自的上級’，地方要作很多調劑是有困難的。國家預算對地方的具體情況，既不可能完全適合，地方調劑又有限制，因此有的事情錢用不了，有的事情錢不夠花，一方面是每年支出剩余很多（地方在編制預算的時候，‘寬打窄用’和層層‘留后手’，也是造成結余過多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是該做的事又因沒錢做不成。這是地方同志普遍的感覺?！?月，李先念在《關于一九五五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六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強調既要適當增加地方預算的增長率，“照顧地方的需要以外”，還要適當擴大地方在財政管理上的權限和機動性，使地方在預算總額的控制數字內，能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安排收支。1957年6月，李先念在《關于一九五六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進一步明確各口和各地調劑預算的范圍——除基本建設支出、主要工程的支出、救災防汛修復費用外，可以在支出指標的范圍內在各個不同項目之間進行調劑、機動處理；提出適當改變財政基本上由中央財政統收統支的辦法，給地方劃定收支范圍，讓地方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可以根據國家的政策和統一的計劃安排本地區收支。
其二，繼續實行包干、自留預備費、結余留存等政策，提出劃定地方收支范圍。1954年10月，李先念在全國財政廳（局）長會議上講話指出，1955年“必須繼續實行‘歸口包干’的原則”。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于編造一九五五年預算草案的指示》中強調，1954年的地方結余仍然留歸地方，如果地方企業定額流動資金不足，可用結余補充一部分。單位預算年終結余中包干支付的工會會費、工作人員福利費留歸該機關，按實際需要繼續使用。1956年4月，毛澤東在闡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時明確指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同月，李先念在向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財貿工作時表示：“必須進一步執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方針”。1957年6月，李先念在《關于一九五六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指出：“將目前地方財政基本上由中央財政統收統支的辦法，適當地加以改變，使地方可以在一定范圍內自行安排收支，即是：給地方劃定地方的收支范圍，使地方有固定的收入來源，可以根據國家的政策和統一的計劃，安排本地區的收支”?！笆关斦ぷ鞲玫剡m應地方的實際情況，并且有利于進一步發展地方組織收入、節約支出的積極性”。
其三，繼續強調精簡行政人員和加強紀律工作。1955年7月，李先念在《關于一九五四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五年國家預算的報告》中指出：“在各機關和各事業單位降低事業費、購置費和辦公雜費的開支標準，各企業的這類費用的開支標準也實行降低”；“精簡國家機關，以便加強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避免人力和財力的浪費”，提出各企業、各機關、各學校每年要在黨組織的領導下有準備地召集一次適當范圍的群眾大會或群眾代表會議來討論本單位的財務狀況和浪費現象，進行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提出各種關于增產節約的合理化建議，并通過適當決議交主管方面執行。1957年6月，李先念在《關于一九五六年國家決算和一九五七年國家預算草案的報告》中繼續強調，要克服各種事業費方面由于人員編制和開支定額缺乏嚴格管理而造成的某些浪費現象，機關、團體和企業、事業管理單位要認真精簡機構人員、節約公用開支和管理費用，“企業和事業單位的管理費用和公用開支，凡是能夠和國家機關的開支標準統一起來的，應當按照當地國家機關的開支標準執行”。
（二）“一五”時期財政改革成效
“一五”期間，黨和政府對包括預算管理、央地財政關系、財政紀律和監督等財政制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調整。國家財政總收入1354.88億元、總支出1345.68億元，結余9.2億元；期間除了1956年超支以外，其余各年財政收支“大體均衡、略有結余”。其中，1955年國家決算總收入約303.57億元、總支出約293.46億元，當年實現結余約10.1億元。1956年在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中，許多建設項目在執行中超過計劃，同時受到自然災害等因素影響，預算執行出現了財政赤字，國家通過動用歷年結余款項和向銀行透支的方式予以解決。1957年財政收支計劃均超額完成，實現1.53億元結余，由此減少了一部分市場貨幣流通量，補充和增加了商品庫存和物資儲備，緩和了1956年財政支出和信貸投放過多造成的物資供應緊張情況。雖然“一五”時期財政運行中也存在一些缺點，如1955年工商稅收和商業收入沒有完成預算，1956年預算執行中存在資金分散和浪費的現象，但整體而言，這一時期的財政改革成效顯著。
財政的穩定運行確?！耙晃濉庇媱澋捻樌瓿??！耙晃濉逼陂g，我國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1952—1957年，在國民收入構成中，國營經濟比重從19%升至33%，合作社經濟從1.5%提高至56%，公私合營經濟從0.7%提高至8%，個體經濟從72%降低至3%，資本主義經濟從7%降低到1‰以下。五年內，全國完成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達到550億元，其中國家對經濟和文化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達到493億元，超過原定計劃427.4億元的15.3%。在實際完成的國家投資總額中，工業部門占56%，農林水利部門占8.2%，運輸郵電部門占18.7%。工業生產迅速發展，使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發生了顯著變化，1957年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141%，平均每年增長19.2%。1957年的手工業總產值比1952年增長83%，平均每年增長12.8%。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工業及手工業總產值所占比重從1952年的41.5%提高到1957年的56.5%。機器制造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1952年的5.2%提高到1957年的9.5%，重工業落后的狀態已經開始改變。同時，農業、交通運輸郵電事業、國內外貿易事業和科學文化事業都有了快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也有了顯著的改善。
余論
財政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是國家治理體系有效運行的基礎性、支撐性制度安排。在政府治理架構中，財政活動涉及縱向不同層級政府之間以及橫向不同職能部門之間復雜的權責關系，明確各個環節的責任主體與權力范圍，確保財政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具有連貫性和準確性，有助于為財政活動有序運行指明方向和夯實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運行基礎。
回顧“一五”時期的財政改革，“六條方針”強調的明確財政權責的思路貫穿始終——歸口、包干等政策賦予經費使用部門制訂預算的權力，確保預算的科學性；激勵與約束并重，要求經費使用部門負責財政收支并使之不突破預算，通過自留預備費等辦法鼓勵經費使用部門節約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完善財政監督體系，強化財政紀律，促使各主體更加謹慎、負責地履行財政職責，提高財政工作水平。這些舉措確保了財政運行穩定有序，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奠定了堅實基礎。“六條方針”是新中國在“一五”時期通過財政改革調動各部門和各地方積極性實踐探索的經驗總結，具有重要歷史價值。
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提出健全預算制度，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開展中央部門零基預算改革試點，支持地方深化零基預算改革。從“一五”時期財政改革的經驗出發，當前零基預算改革需聚焦三方面：一是借鑒歸口管理的成功經驗，強化部門預算主體責任，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合理確定支出預算規模，完善部門預算編制動態調整機制，提升預算與實際職能的契合度；二是進一步規范結轉結余資金管理，在零基預算編制中嵌入資金節約激勵機制，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三是加強財政監察，將績效管理嵌入預算編制、執行、監督全過程完善，以績效為導向的多層級、全過程預算安排問責體系，在事前建立健全標準化項目庫與評審機制，事中對財政資金流向的精確監管，事后將績效評價結果與預算掛鉤，對違規行為加強跨部門聯合問責，形成權責清晰、激勵有效的預算管理閉環，推動財政資金使用、資源配置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目標實現深度協同。在構建現代財政制度中，只有明晰財政權責，才能真正發揮財政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邁向現代化。
本文獲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年科研啟動項目“新中國財政基礎理論演進史研究”資助，編號2023YQNQD040。
?。圩髡吆喗椋蔟徍?，經濟學博士，副研究員，當代中國研究所。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