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奠基階段，“一五”“二五”期間的中國農業現代化早期探索具有開創性意義。在這一時期，陳云關于農業工作的思想與實踐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在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戰略框架和人多地少的結構性困境下，以提升土地產出率為核心，在農業生產中融合傳統精耕細作與現代要素，通過勞動力的密集投入實現農業增產；在保持財政平衡的理念下，保障國家積累的同時注重改善農民生活、減輕農民負擔，照顧農民的利益和需求。這種實踐，既為我國工業化道路提供了原始積累，也為后續農村改革提供了制度經驗借鑒，展現出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基礎薄弱條件下漸進推進現代化的政治智慧與務實品格。
?。坳P鍵詞］陳云；中國農業現代化；計劃經濟；工農關系
2022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024年7月，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边@一系列重要論述充分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時代價值。因此，學界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及其實踐做了充分探討。有學者認為，1949—1978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奠基時期，1978年至今則為快速發展時期，其中，奠基時期的特點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制度變革和道路探索為現代化打下了堅實基礎。中國農業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顯著的中國特色。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同步，1949—1978年也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奠基時期。
陳云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陳云同志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受命主持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他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躁冒進和急于求成，較早發現‘大躍進’帶來的問題，參與部署和領導調整國民經濟，特別是注重解決農業困難和糧食緊張問題，為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陳云在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奠基時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主要集中在“一五”“二五”期間。這一時期陳云關于農業工作的思想和實踐，是陳云經濟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F有研究成果雖已關注到陳云在糧食統購統銷、合作化推進、生產要素配置等領域的貢獻，但尚未充分揭示這些政策實踐與中國農業現代化理論建構的內在關聯。本文基于現代化理論視角，通過論述陳云關于生產要素投入的集約化方式、集體化生產的組織變革、城鄉要素流動的積極探索、維護農民利益的人民情懷等，嘗試揭示我國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資源不足的主客觀條件下，如何通過制度安排與政策實踐開辟農業現代化道路，其經驗對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有何啟示，以期對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農業增產的路徑選擇
新中國成立初期，農業生產面臨人地矛盾加劇與工業化原始積累的雙重壓力。為了努力實現農業增產以滿足基本的民生需求并支援工業建設，陳云對水利、肥料、開荒、合作化、機械化等農業增產方式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基于各種要素投入的成本、可能性以及成效進行反復權衡比較，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在農業生產方面，中國不是蘇聯、美國型的國家。蘇聯和美國地多人少。中國是地少人多，除去內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以外，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四，只占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日本、聯邦德國這些國家，也是地少人多。蘇聯、美國農業增產主要是靠擴大耕地面積，而日本、聯邦德國基本是靠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敖窈?，我國農業增產的主要出路，在于增加化肥，養豬積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而不在開荒?！奔磳⒂邢薜馁Y源優先投向能夠提升土地產出率的方式，而非依靠開荒增加土地面積。這一選擇既源于日本、聯邦德國等人多地少，資源稟賦相似國家的經驗啟示，更根植于中國農耕傳統中精耕細作的技術經驗。
就加強水利建設而言，陳云將水利工程劃分為“減災型”與“增產型”兩類，前者是排澇減災，后者則是通過灌溉將旱地變成水地。陳云認為，既可減災又可灌溉的黃河、淮河等大型水利工程投資多、見效慢，所以主張優先實施投資少、見效快的區域性治澇工程以及受益幾十畝到幾百畝的小規模農田水利，而且主要依靠動員人民群眾參與建設。因此，在水利建設中形成了國家主導大型工程與人民群眾助力小型工程的分層推進，促進了水利效益的快速釋放。據統計，全國有效灌溉面積1957年比1952年增長了37%，1962年比1952年增長了53%。
就肥料利用而言，新中國成立之初主要依賴傳統綠肥即豆餅肥，但是把全國的豆子都拿來做豆餅也無法滿足4億畝耕地的需求。陳云提出“路子還是有的，那就是養豬……一年可得一萬噸糞，即相當于五十億斤豆餅”。1957年與1952年相比較，生豬存欄量增長了9%，年末存欄量增長了62.5%，平均每畝農家肥施肥量增長了33.3%，綠肥面積擴大了48.7%。但養豬積肥也有諸多限制與不足，正如1957年9月11日陳云在全國第四次農村工作會議上所談到的：“一頭豬積的糞肥田，所增產的糧食夠不夠一頭豬的飼料？”事實證明是不夠的。相對而言，發展化肥既快又便宜。24日，陳云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化肥：“在發展化肥方面，過去以為希望不大。蘇聯為我國設計一個年產七萬二千噸的化肥廠，需要建設五年才能投產，國內還不能制造設備。因此，過去未從這方面多想，只是強調養豬積肥?，F在情況變了?；蕪S的重要機器和部件，如高壓反應筒和高壓壓縮機，都試制成功了，只缺一些特殊鋼材?；实脑鲜敲禾?、硫鐵礦、石膏以及食鹽等，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都可以供應?！笨傮w來看，新中國成立后化肥施用量在不斷增加。據統計，1957年化肥施用量比1952年增長了378%，1962年比1952年增長了708%。上述陳云關于肥料投入的主張，可以簡要歸納為“短期依托傳統綠肥，中期利用養豬積肥、長期布局化肥工業”的漸進式投入思路，同時也可視為在化肥工業薄弱的條件下實施“有機無機肥并重”的過渡策略。這種思路與實踐，有效化解了農業生產中的肥料短缺問題，有利于農業生產。
就農業機械的使用而言，陳云在農業機械化方面的思路集中體現了黨和政府的一系列主張，其中包括“解決農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農業機械化”“拖拉機要放在人少地多的地方”等。他為此還做了大量工作。例如，1960年11月15日，他致信周恩來：“據說，中央已決定明年撥給冀、魯、豫等省拖拉機各一萬臺，江蘇提出要求增加拖拉機二千臺，可否也援皖北之例，明年撥給他們一千臺標準臺。”“徐淮地區有三百多萬畝洼地，因為過去是常年災澇地區，人少地多，收成很低，現在水澇已治理，苦無人力、畜力，只要有拖拉機進去，當年就可以增產?！庇秩?，1961年9月27日，他在主持中央工業支援農業小組會議時的講話中也明確指出：“我國各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工業支援農業應該分別不同地區、采取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東北地區可以多給一些拖拉機，南方則可以多給一些排灌機，等等”。陳云的這種“選擇性機械化”策略，克服了工業化初期生產能力的不足，在保留勞動密集化優勢的同時，為后續生產技術的升級奠定了基礎。
綜上可見，陳云在中國農業現代化早期探索實踐中，采用了適合我國基本國情和戰略任務的農業增產方式。這些方式的組合使農業灌溉面積、畝均有機肥投入、化肥施用量、機耕面積等逐步增長，既保持了精耕細作傳統，又逐步導入現代性的生產要素，形成我國農業的集約化發展路徑，并取得了相對可觀的成效。例如，1957年的糧食作物播種面積比1952年增長了7.8%，糧食總產量增加了19%，單位面積產量增長了10.4%，年均增長了2.1%，超過可耕地面積的增長速度，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基礎性支撐作用。
農業生產關系的組織變革
黨和政府基于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目標，將農業合作化視為破解小農經濟困境的關鍵舉措，并賦予其建設社會主義和促進農業增產的雙重使命。從生產關系看，通過土地集體所有制實行按勞分配，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原則，又可以調動農民尤其是貧下中農的積極性；從生產力看，集體經營能夠突破戶際邊界，統籌實施農田基建、技術推廣和規?；鳂I。這是我國農業合作化發展的邏輯起點，也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在生產組織和制度體系上的重要特征。
作為編制“一五”計劃綱要八人工作小組的組長，陳云深刻認識到合作化的重要性。他明確指出：“農業再增加投資幾萬億元，作用不大……剩下的在第一個五年內只有搞合作化。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耕地，可以增產糧食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十，應該集中力量迎接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7月21日，陳云在一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進一步提出：“我們發展農業，大量增產糧食，主要是靠農業的合作化。就是說，應該積極而穩步地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把一億一千萬農戶組織到生產合作社里來。到那個時候，我們的糧食產量就會大大增加起來”。在合作化運動中，我國的農田水利建設得到了大發展。例如，到1955年，在我國16億多畝的耕地面積中，水田、水澆地的面積總共只有4.8億畝，但合作化后，在1956年1年之內就增加了灌溉面積1億畝。這讓陳云更加堅信“農業合作化給了我國農業生產何等巨大的力量”，認為“合作化對于農業發展的效果，將在今后若干年內看得更加清楚”，同時也促使陳云開始認真思考合作化與糧食增產的關系。
1957年8月9日，陳云在遼寧省市地委書記、省直機關黨員負責干部大會上指出：“從前我們想，合作化以后……搞糧食大概是容易的吧？”“但是現時，去年、今年的情況并不是這樣。我們現在糧食方面的困難程度還很大。合作化以后農民的生活要求提高一些，農民消費糧食的標準要求高一些，隨著勞動強度的提高，消耗糧食也會增多?！痹趲滋旌笳匍_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陳云再次強調：“就是曾寄以很大希望的合作化，看來也只是給農業發展創造了條件，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根本解決問題要靠發展化肥生產和建設小型水利”。此后，隨著“大躍進”的全面展開以及嚴重的自然災害等一系列問題，我國糧食產量在1959—1961年連續下降，國家不得不進口糧食以緩解國內糧食供應不足問題。為了把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大辦農業，大辦糧食，使糧食和農業作物得到大豐收，確保糧食問題基本過關，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提出要調整生產關系，確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原則，以生產隊作為核算單位，以糾正“共產風”問題來調動農民積極性。陳云此時也反復強調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糧食過關的根本。1961年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包產的問題。我也主張包死，包死肯定對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有好處”。7月26日，他在同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談農村問題時也明確提出：“包產指標，與其高了達不到，影響積極性，不如定低一點，讓他積極超產，解決口糧問題……農民的集體生產積極性還要花功夫研究辦法，使他有產可超”。在自留地上，陳云主張多給農民留一些，“種這樣一點自留地決不會妨礙集體生產，相反地會促進集體生產的發展”。陳云的這種“統分結合”及保留自留地的主張，是在已有體制機制框架內引入微觀激勵機制，呈現出“大集體、小自由”的彈性適應，是對農業生產規?；洜I刻板觀念的突破。
新中國成立后，農業合作化通過所有制形式、分配方式的變革以及耕地整合與集體勞動的形式重構了生產關系，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分工，實現了糧食總產量的持續增長，為國家農業發展尤其是工業化發展路徑提供了重要保證。不過，這樣的組織變革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單純依靠組織變革的方式難以滿足國家發展的需要，更難以實現生產力的飛躍。因此也就有了前述陳云提出的“根本解決問題要靠發展化肥生產和建設小型水利”這一重要論斷。20世紀60年代初，陳云參與部署和領導調整國民經濟，對農民的合作化組織進行調整完善，并注重解決農業困難和糧食緊張問題，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發揮了重要作用。
農民權益的保障與調適
農民的生存與發展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前提和旨歸。在農民層面，中國農業現代化早期探索主要體現為農民經濟負擔的減輕、收入的增加、生活的改善等基本民生福祉的增進。為保證工業化建設，國家征購公糧需要維持在一定水平，這對于提高農民的生活而言是制度和體制性的約束。如何滿足農民需求，同時協調農民生活與國家戰略之間的矛盾，始終是陳云領導財經工作的主線。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公糧、稅收和國營企業的利潤。陳云認為：“農民負擔占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已夠重了”；“向來是農民的負擔最大、最重。對戰爭，目前我們只是取得基本的勝利。農民的負擔還不能減輕，還要請他們再負擔一下”。陳云堅持“取之于農”的工業化積累原則，明確提出“很多同志對稅收認識不夠……存在著片面的群眾觀點與仁政觀點，以為向老百姓要錢越少越好，向國家要錢越多越好，殊不知國家從何處來錢？這些認識今后必須徹底糾正”；“目前不是減低農業稅，而是增加城市負擔來取得平衡，農業稅的減低是將來的問題，在財政赤字未消滅前是不能減的。目前一切主張輕稅的思想是錯誤的”。同時，陳云通過“予之于農”的機制實現農民利益的平衡，強調“在生產上幫助他們增加產量，搞好水利，找好的種子，減少畜瘟，使他們減少損失。增加了糧食生產，這就等于減輕了他們公糧的負擔”。陳云還提出:“只向主要農產品征稅。凡有礙發展農業、農村副業和牲畜的雜稅，概不征收”；“農業稅應以通常產量為固定標準。對于農民群眾由努力耕作而超過通常產量的部分不應加稅”；“對于比較大量的貨物交易才征稅，對于農民很小數量的交易則不應征稅”。在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推動下，農民的農業稅負擔始終不高，且呈不斷下降態勢。例如，1957年全國農業稅額占“當年農業總產值的5.5%，比1952年的5.9%，減少0.4個百分點”。1961年6月，經國務院批準，“決定調減農業稅的稅率，使全國平均農業稅的實際負擔率降到10%以內，且穩定3年不變，增產不增稅”。從當年起減少糧食征購任務，全國糧食征購量4047萬噸，比1960年的5105萬噸減少20.7%；1962年進一步減少到3814.5萬噸，占糧食總產量的比重下降為23.8%。
農民的負擔輕重與利益平衡始終是陳云衡量經濟工作的重要標準。陳云清醒認識到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對農民利益造成的損失：“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對農民是十分不利的”，并提出“使農民的購買力大大提高，也就相對地彌補了他們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中所受到的損失”。以紗布消費為例，該項支出在農民消費中占比較高，約為30%。陳云認為，在保證庫存和不影響稅收的情況下，應努力降低紗布價格以縮小剪刀差，但最根本的還是增加生產，推進合成纖維、化學纖維。陳云基于對生產與分配關系的辯證認識，推動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民的正當經濟利益，如此既能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長，又能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在減少農民負擔的同時更需要增加農民的收入。出售農產品和土產品是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能否賣出及以什么價格賣出，對于農民有直接影響。陳云認為：“農民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在舊中國曾經是地主、商業高利貸資本和帝國主義實行壓價收購的對象”；“由于人民政府以合理價格大量收買農產品，農民的利益得到了保護。農民的副業產品一般地不低于農民全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所以，副產能否脫售，是有關農民生活的大事，國家以極大力量協助農民脫售”?！拔覀儙椭r民的主要辦法是收購農民的土產，從積極意義上提高他們的購買力，根據估計，全國土產與副業品的總值（不算特種作物）超過農民商品糧的總值”。1953—1957年，全國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總指數（以1950年為100）由132.5上升到146.2，明顯高于同期內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總指數由108.2上升到112.2的速度。195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1952年增長了28%，1962年比1952年增長了73.9%。這種將計劃與市場相結合，通過建立國家主導的農產品流通體系以確保糧食收購價格，同時放寬農村副業經營限制的方式，形成了以主糧保底、以副業增收的農民收入結構，既保障了工業化原始積累，又有利于農民收入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積累與消費的矛盾。
陳云在糧食征購中也充分關注和維護農民的利益，提出了靈活的實施方案：在計劃收購上，“分期付糧對農民是有好處的……如果能夠分期付糧的，就分期付糧；如果拿過來馬上就用的，就可以把谷糠留在農民那里，讓農民喂豬，我們收他的米就是了”；在運輸費用上，“還是跟公糧一樣，一天來回不給錢，超過一天的給錢。因為都給錢給不起……過去買糧食都是在集鎮上買的，而且我們現在收購的價錢，也是按照過去集鎮上的價錢收購”；在物資供應上，“地方特別要幫助組織手工業品，供給農民需要。其他的物資……凡是適合農村需要的，就運到農村去”。對于農民自用以外的剩余糧食、棉花、油料，陳云認為：“如果不是由國家計劃收購而聽任私商、富農操縱農產品市場……農民只能是出賣時被壓價，買進時出高價”；“國家規定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牌價，是充分照顧了農民和消費者的利益的”；“國家賣出糧食的總數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賣給缺糧的農民的”。陳云強調的分期交糧、運費及差價補償、周轉糧及物資調劑等措施，既能夠保障城市的供應糧，又有利于維護農民的利益，同時還彰顯了其求真務實的作風和深厚的人民情懷。
整體而言，新中國成立后農民分到了土地，得到國家的農業貸款，也增加了對糧食的消費量。正如陳云1957年8月9日在遼寧省市地委書記、省直機關黨員負責干部大會上所指出的：“一般地說農村的糧食消費水平提高了，特別是災民和貧困農民吃糧比過去多了，連牲口吃飼料也吃得比過去多了”。農民糧食消費在1957年比1952年增長了16.2%，人均生活消費（糧食）增長了3.9%，消費品購買力增長了54.4%?？梢?，農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都得到了一定提高。1961年11月10日，陳云在中共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提出：“第一，農民要改善生活；第二，生活不能改善太多?，F在，我們國家搞建設，大家要貢獻一點東西。工人的工資不能太高，農民的生活也只能一點一點地好起來，要從這里擠一點油水搞建設”。這既是國家工業化建設積累資金的需要，又是通貨、信貸、物資和供求統籌平衡使然，同時也是陳云主持經濟工作所秉持的基本原則，其對農民生活的規劃體現出保障基礎、適度改善、逐漸提升的漸進式發展和提供高價消費品的差異化供給策略，在改善農民生活的同時也有效避免了福利剛性增長對工業化積累的沖擊。
總之，新中國成立后，陳云努力調適工農關系，既強調要通過價格剪刀差實行工業化積累，又要保證農民的基本生活，其對農民權益的維護和利益的調適平衡始終是衡量政策制定與實踐成效的重要標準，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協調利益的優勢和對農民權益的保障。
城鄉要素流動的積極探索
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核心特征在于專業化分工體系的形成、生產要素的市場化配置以及現代流通體系的構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早期探索呈現出一定的邏輯演進，即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下，通過國家主導調控及市場輔助商品交換，逐步培育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通過工農業產品的雙向流通構建起城鄉經濟循環體系。
陳云強調農民是活躍市場的重要力量。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既是商品交換和活躍市場的起點，又是承擔經濟發展負重的重要依托。陳云認為：“為了使物資交流，稅收增加，我們必須把農民手中所存的土產品銷售出去，因為我們所收的稅，其中大部分是從農民那里來的。如果要想讓農民負擔起來，就一定要設法幫助農民把他們所生產出來的土產銷售出去”。這對于農民的意義是增加收入，對于國家的意義是取得稅收及出口換外匯來購買機器。那么，能否出口工業品？陳云認為：“我們的工業品，在國際市場上同資本主義國家競爭，打開銷路不容易，出口數量有一定限度。農產品則不同，港澳同胞和東南亞華僑，都愛吃愛用祖國的農副土特產品，銷路比較有保證，而且這些產品生產周期短，見效快，可以爭取多出口?！闭腔诖?，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城鄉要素流動的循環體系逐漸構建成形，即通過統購統銷政策建立農產品流通的主渠道，確保城市工業原料供應和基本民生需求；依托供銷合作社網絡疏通農村土特產流通渠道，提高農民的現金收入。同時，基于對國際市場的研判，實施“內銷服從外銷”的農產品流通策略，為引進工業化設備提供寶貴的外匯儲備。
工農、城鄉之間的交流需要保持購買力與物資供應的平衡。陳云對此保持警惕，并主要采用兩種方式來實現：一是調撥和壓縮物資供應，二是調整價格。就前者而言，陳云認為農業增產、農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使農民購買力增強，但國家如果不能增加供給農民就會搶購，或者不出賣土特產品，供求將更加混亂。作為應對，應該壓縮中小城市、集鎮的副食品供應，或者向農民多推銷消費品，以此換回農民的糧食和豬肉。就后者而言，陳云認為“工業品加價還不如農產品降價有效”，“無礙大局的消費品可以漲價，但大多數日用消費品不能漲。主要生活用品，商業上漲了價，財政上還得拿出錢去”；“農產品降價后”，城市“可提高購買力，但大部分還是歸國家”。
制止通貨膨脹、回籠鈔票是穩定市場的重要方式。1962年6月4日，陳云在關于農村人民生活問題給時任浙江省省長周建人的信中指出：“一九六一年度比前一年向農村投放的鈔票增加了一百多億元（全國農村的購買力原來只有二百多億元），這些投放是退賠、農產品提價、農貸，等等。單是高價出賣農副產品（如自由市場的農副產品和小土產）而由城市轉向農村的鈔票約有三十多億元。因此，現在全國貨幣流通量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將近一倍，而且城市流通的鈔票由過去的三分之二降為三分之一，農村流通量則由原三分之一變為三分之二?！薄氨狈礁魇∠蜣r民拿的東西多，能給農民的工業品很少。如果向農村投放的鈔票不控制一下，農民手內鈔票更多之后，他們就不再愿意賣農副產品和小土產了。這樣，將使經濟形勢更加不利。所以，退賠延期三年和糧食獎勵價格取消由此而來?！贝_實，多余的貨幣會沖擊市場，影響經濟秩序的穩定，因此陳云才在信中提出其深思熟慮的見解。此外，供應高價商品也是回籠貨幣的重要方式，同時也能滿足民眾對改善生活的較高需求。陳云認為：“賣高價商品，實際上是貨幣貶值，群眾會有些不滿意。但是，只要基本生活資料不漲價，就不會出大問題?！泵鎸铀俟I化帶來的市場失衡壓力，陳云推動形成了物資與貨幣的雙向調節，以保持城鄉購買力的平衡；同時運用價格杠桿調節工農業產品比價關系，采取農產品限價與工業品補貼相結合的策略，并建立了彈性化的貨幣回籠體系。這些政策組合和機制有利于促成城鄉經濟的良性互動，既維護了市場的基本穩定，又避免了蘇聯式行政命令對經濟活力的過度壓制。
實現市場穩定、物資供求平衡和城鄉的有序交流，最基本的原則是保持以農業為基礎的工農業協調平衡，陳云對此具有清醒認識，認為“農村能有多少剩余產品拿到城市，工業建設以及城市的規模才能搞多大”。1962年3月7日，陳云在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現在調整計劃，實質上是要把工業生產和基本建設的發展放慢一點，以便把重點真正放在農業和市場上。材料的分配，要先滿足恢復農業生產的需要?！薄肮I也要首先照顧維修、配套，維持簡單再生產。滿足了當年生產方面的需要，再搞基本建設。有多大余力，就搞多少基本建設?！边@其實就是要求國民經濟調整要將恢復農業生產置于優先地位?；诖?，陳云提出了“短線平衡”原則，認為“過去幾年，基本上是按長線搞平衡。這樣做，最大的教訓就是不能平衡。結果，建設項目長期拖延，工廠半成品大量積壓，造成嚴重浪費”。“要從現在綜合平衡的經濟水平出發，經過切實的研究和計算，看遠景規劃能達到什么水平，而絕不能采取倒過來的辦法?！边@種資源配置原則，打破了傳統工業化理論中農業被動適應的思維定式，呈現出獨特的工農關系建構。
陳云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探索呈現出早期的過渡性特征，即在計劃經濟體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下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家庭經營，雖然發展空間有限，但不可忽視其發揮的彈性調節效用。陳云所倡導構建的計劃主導的市場體系，既克服了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又避免了完全市場化帶來的社會震蕩，并實現了國家積累與農民增收的動態平衡，為改革開放后農村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礎。這種漸進式的制度安排降低了社會轉型的交易成本，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市場機制培育的有效路徑。
余論
一個國家實現農業生產率躍升的關鍵在于能否選擇契合自身資源稟賦特征的現代化路徑。馬克思指出：“農業勞動不僅對于農業領域本身的剩余勞動來說是自然基礎”，“而且對于其他一切勞動部門的獨立化，從而對于這些部門中創造的剩余價值來說，也是自然基礎；因此很明顯，只要一定的具體勞動，而不是抽象勞動及其尺度即勞動時間被看做價值實體，農業勞動就必定被看做是剩余價值的創造者”。也有學者指出，現代生產要素的引入是突破傳統農業低效均衡的關鍵。新中國成立后，在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的雙重驅動下，如何突破人地矛盾的結構性困境，構建既能保障糧食安全又能支撐工業積累的農業發展體系，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歷史性課題，也是對中國共產黨執政能力的考驗。通過考察陳云關于農業工作的思想與實踐可以看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早期探索有諸多成功之處，基本構建起了一條漸進式的發展路徑。
陳云對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早期探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其實踐經驗表明：后發國家的農業現代轉型不能簡單移植西方模式，而應立足于資源稟賦構建適宜自身的發展路徑。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對于傳統農業改造的積極探索，雖然未能根本解決農業基礎薄弱問題，但完成了特定歷史階段的戰略使命。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探索揭示了我國傳統農業改造的漸進規律——通過生產要素的組合擴展生產可能性的邊界，并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市場交換，在滿足民生基本需求的基礎上，實現了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也為后續改革預留了體制變革的空間。
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鄉村振興戰略同樣強調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在堅持集體經濟根基的同時激活市場要素，開展完善“三權”分置、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的制度創新，健全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換機制、實現共同富裕等，與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農業工作實踐形成歷史呼應。這既是一種“累積式變革”智慧的延續，同時也是基于“大國小農”的基本國情在不同歷史階段做出的適應性變革，既體現了對傳統農耕文明的歷史傳承，又在體制機制創新上積極實踐，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提供了重要保障。
本文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后期資助項目“集體化時代鄉村社會運作機制研究”（22JHQ05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鄧宏琴，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