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陳云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其經濟思想不僅是國內學者研究的重點，而且被俄羅斯和美國學界持續關注。由于文化背景和研究習慣的不同，兩國學者對于陳云經濟思想的認知和方法論上又存在明顯差異。俄羅斯學界注重陳云經濟思想的歷史性和實踐性，研究集中于陳云經濟思想的歷史背景、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以及對俄羅斯發展的啟示；美國學界則更偏好從起源和比較的角度來闡述陳云經濟思想的產生過程。將二者的研究視角進行對讀并互為補充，有助于深入理解陳云經濟思想的當代作用與世界意義。
［關鍵詞］陳云；經濟思想；俄羅斯；美國；比較研究
2025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負責經濟工作方面，陳云同志提出許多重要觀點和重大舉措，探索了創造性解決問題、打開工作局面的有效途徑?！标愒频慕洕枷肷羁逃绊懥酥袊鐣髁x經濟建設的發展方向與歷程。他強調全面、協調的發展理念，系統闡述了經濟建設必須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提出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還不行，還必須有市場調節，要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和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同時，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躁冒進和急于求成，注重從實際出發制定符合中國需求的經濟政策。陳云的經濟思想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也成為世界觀察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窗口。
縱觀世界諸多國家學界的研究，以俄羅斯、美國的學者對中國經濟與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較有代表性，關注點廣泛且論證深入。整體而言，歐洲其他國家學者的相關論述不多且聚焦于技術性議題，缺乏宏觀框架；日本、韓國學者的研究則偏重區域經濟合作，較少涉及制度的比較。相比較而言，俄羅斯學界的相關研究是希望以中國作為經濟轉型范本，協調計劃和市場手段，破解“新自由主義”的困境；美國學界則是將其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重要內容，以剖析中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因此，本文選取俄羅斯、美國學界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成果展開比較論述，以此來揭示陳云經濟思想在當代中國與世界的多重回響。
一、俄羅斯：“鳥”與“籠”的宏觀和微觀平衡
俄羅斯學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關注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末。在全盤接受了西方建議并采納了“休克療法”后，俄羅斯經歷了經濟的快速衰退并陷入停滯。其學界也由此對曾奉為圭臬的西方經濟理論進行反思，在對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及其作用進行重新思考的過程中，他們自然地選擇了同樣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作為參照。其研究者中，既有國家經濟改革的重要參與者和親歷者，如曾擔任過俄羅斯聯邦會議國家杜馬議員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雷日科夫，也有法學專家、時任莫斯科國立大學副校長的謝爾蓋·沙赫賴，以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原所長季塔連科等。他們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研究，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和計劃兩種手段的綜合運用與協調， 二是關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雙向互動。
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成果，俄羅斯研究者達成的共識之一，就是社會主義可以成功擁抱市場經濟：“美國和西歐都從未體驗過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是什么，但是中國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制度下。與此同時，他們還在成功地進行市場改革?！辈贿^，“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本身并不能保證自動繁榮。在市場條件下，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政策的施行”。中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設計與實施時，將情況的復雜性進行了精細的分類定量，“涉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情況，基于‘更好’或‘更差’原則的評估并不是很合適”。同時，采取了實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和處理機制，在穩定的前提下逐步適應市場經濟的手段，“每個階段，計劃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都會根據不斷變化的情況進行調整”，由此取得了經濟宏觀控制和微觀運行上的共同收獲。而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的俄羅斯，結果導致國民經濟和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綜合國力大大削弱，國家政治生活也由此受到經濟基礎不牢的深遠影響。“改革仍在繼續，但期待已久的經濟增長并沒有發生。市場經濟在效率方面的優勢，在經濟生產長期衰退的條件下無法得到體現?！贬槍χ袊洕母镒叱隽伺c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休克療法”大相徑庭的道路，俄羅斯學界對此創造了一個貼切的比喻，他們認為以陳云為重要成員的“中國領導層在處治經濟疾病時采用了一種典型的東方醫術——針灸療法”。以針灸做比喻，體現出了兩者在重整體、重動態、重安全、重效果上的共通之處。在具體的“治療”過程中，講究有耐心的循序漸進，市場和計劃手段要相輔相成。俄羅斯研究者關注到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數個時間節點，“1980年，在經濟特區嘗試市場元素；1984年，強化‘有 市場經濟要素的計劃經濟’；1988 年，實現‘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1992 年，‘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俄羅斯繼承了蘇聯僵化的計劃經濟手段，在轉型過程中“采取‘休克療法’的道路既短視又不可行，應該采取有計劃、分階段的改革措施，每個階段都應明確優先事項”。
在提出“針灸療法”后，俄羅斯研究者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向了陳云。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政策制定者之一，陳云以敏銳的戰略眼光和卓越的領導才能，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構建與完善奠定了基石。俄羅斯媒體和學界長期關注陳云思想及重要研究領域。2005年6月29日，俄羅斯中國友好協會和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舉行了紀念陳云誕辰100周年大會。在報道這次紀念活動時，俄羅斯媒體尤其重點推介了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朱佳木的觀點，陳云是“俄羅斯人民始終如一的真誠朋友”，“即使在中蘇關系最糟糕的時期，他也沒有說過一句損傷俄羅斯人民感情的話”。
在長期的經濟管理工作實踐中，陳云既系統吸收與借鑒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優點，又能夠根據中國自身經濟發展階段和狀況進行創新探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他支持探索符合實際、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新體制，強調要邊實踐、邊探索、邊總結經驗，為我們黨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出了卓越貢獻?！睙o論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還是改革，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都將中心任務擺在保障民生的基礎之上，同時，堅持經濟建設的高速度是建立在按比例發展和高質量高效益的基礎之上。俄羅斯學界關注到陳云關于經濟改革的思想，尤其是市場調節與計劃經濟互動部分，以及這種運行機制對同處于轉型時期的俄羅斯經濟建設的啟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就是圍繞陳云關于“鳥”與“籠”比喻的經濟理論的系列評論。俄羅斯學界在20世紀90年代即對自由市場的監督管理問題進行不斷反思，亦從另一側面間接印證了這一視角。
俄羅斯學界對于陳云經濟思想研究的關注點有較為明顯的變化。前期主要是將其嵌入對中國及中國共產黨研究的考察，側重于理論闡釋；后期則更偏重于陳云經濟思想的方法論與現實指導意義。換言之，前期的研究對于陳云的關注聚焦于認識論層面，即從另外一個同處經濟轉型期大國的建設實踐中汲取經驗，為本國的發展模式提供“他者”參照；后期研究不僅僅局限于理論比較與歷史反思，而是從跨體系對話發展至企業管理等方法論層面。盡管兩者有分野，但均肯定了陳云經濟思想所展現出的“搞活經濟”，既要突破教條主義的束縛，又要在扎根于現實土壤的基礎上充分吸納外部的經驗與方法。
總體而言，俄羅斯研究者以陳云經濟思想為窗口來觀察、分析中國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關系的模式，體現出以下四個層面的內容：第一，經濟改革必須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之上，并把它貫徹到對實際工作的指導之中。在鄧小平、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正確帶領下，中國打破了傳統意識形態的束縛，并將計劃經濟的集中資源能力與市場經濟的效率機制相結合，創造出經濟發展的中國式長效機制。而俄羅斯“年輕激進的改革者們按照美國模式推行私有化和貨幣主義模式”，未能及時回應社會轉型期的需求，導致市場的失衡與競爭優勢的缺失，“幾乎導致整個俄羅斯經濟崩潰”。第二，經濟發展應遵循漸進式的路徑，而非一味依賴“下猛藥”來解決問題，這是俄羅斯學界在與中國對比中感受最深的部分。1979年3月，陳云在給中央的關于財經工作的信中就提出：“前進的步子要穩。不要再折騰，必須避免反復和出現大的‘馬鞍形’”。至于俄羅斯采用的“休克療法”致使國民經濟發展呈現了過熱與過冷的交替，導致經濟要素的調配陷于信號失靈乃至手段失效的困局中，長期阻礙了經濟的穩步發展，也使其基于自身資源特征布局的產業鏈難以實現有效的擴張與升級。第三，政府在經濟體制轉型的探索中必須采取主動的干預手段，同時注重維護市場的平衡性。俄羅斯研究者關注到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在與李先念的談話中，陳云提出要結合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補充，但不是小補充，而是大補充”。從中國當時的實踐看，1981年6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強調了“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這與陳云有關計劃和市場的觀點是相吻合的。而俄羅斯在轉型過程中仍然放任經濟慣性發展狀態，認為“建立的新制度將如此高效，以至于能夠像自動駕駛一樣運行”。其實際依賴的基礎是“幾乎完全報廢的蘇聯計劃經濟時代的固定資產、過時的技術、低生產率”，以及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儲備。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成分中的國防開支占比超高，民生投入一再失速，就需要政府強化對市場的精準調節與干預。第四，所有制改革的兼容性。中國混合所有制經濟通過國有資本與民營資本交叉持股的結構創新，兼顧了效率與公平。相較之下，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則由于缺乏競爭性市場結構和強有力的監管機制，暴露出突出的寡頭壟斷問題，進一步導致高利率被轉嫁給普通民眾。
此外，俄羅斯研究者還對中國的農業經濟史、亞細亞生產方式等問題保持著密切的關注。從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末，他們積極翻譯并相繼出版了包括陳云在內的部分中國領導人與經濟學家的著述，加強了相關問題的研究。例如，有學者在研究中“追溯了陳云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經濟政策制定中所發揮的作用，展示了他在20世紀60年代上半葉實施國民經濟調整，以及在70年代到80年代轉折點上實現重要國民經濟比例調整方面的貢獻，這為隨后開始的中國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創造了條件”。
曾擔任遠東研究所首任所長的斯拉德科夫斯基是俄羅斯學界公認的陳云研究者中較為知名的一位，“在1920年代，斯拉德科夫斯基在上海就與陳云見過面”。因此在研究中蘇經濟關系的同時，他也是較早關注并探討陳云及其經濟思想的學者。他認為陳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認知，對于從馬克思主義視角闡釋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經濟模式與發展路徑有著重要貢獻。此外，另一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俄羅斯學者是季塔連科，他認為陳云是中國共產黨內最熟悉經濟工作的領導人之一，在經濟建設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正是因為俄羅斯學界一直以來十分關注陳云及其經濟思想，所以陳云關于“鳥”與“籠”比喻的經濟理論也被譯介，并將其作為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重要成果。他們認為，陳云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奠基者之一，“綜合平衡論”在其經濟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出色地應用了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糾正了中國國民經濟的不平衡，實現了一條強調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同時限制重工業增長和基本建設規模的解決路線”。而“鳥”與“籠”的比喻，正是對市場與計劃關系這一問題的精妙闡釋。
從今天的中文報道和文獻資料來看，“鳥”與“籠”概念的形成可追溯至1956年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構想?！瓣愒疲岢隽恕B’與‘籠’的概念。鳥代表市場經濟，而鳥籠代表中國共產黨。實際上，這個原則正是‘改革開放’戰略的基礎”；“如果你把鳥抱得太緊，它們會窒息。如果你放過他們，他們就會飛走”。也就是說，宏觀調控作為“籠子”，需要為微觀運行這只“鳥”的活動提供框架和邊界，以確保市場在計劃的宏觀調控下運行，防止市場失靈和經濟混亂。關于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陳云同志從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有過比較長期和比較深入的思考”。計劃的總體性則通過財政、信貸、物資、外匯四大平衡防止經濟過熱或資源錯配來體現。市場的活力釋放則通過在計劃范圍內的自由調節來實現，諸如價格機制反映供求關系。在此，計劃與市場并非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促進、協同發展的良性補充。
在“鳥”與“籠”的辯證關系中，“籠”的設計與邊界范圍是基礎性工作，沒有具體的公式套用，需要依據現實國情科學地制定與實施?？茖W性首先根植于實踐，其次則取決于實踐的精確度。而這一點早在陳云領導制定“一五”計劃之時就被俄羅斯研究者所關注?！?952年8月，一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要部門組成的代表團乘坐3架飛機抵達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國的經濟工作者學習了務實。其中，副總理陳云提出的第一個教訓是：摒棄‘幾乎’、‘大約’、‘或多或少’等詞語。在與蘇聯專家打交道時，要使用精確的計算和具體的數字。”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俄羅斯學界的局限。對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陳云一直主張通過市場調節把微觀經濟搞活；同時，他又強調市場調節必須在國家的統一計劃指導下發揮作用，使經濟在宏觀上得到控制。而俄羅斯長期深受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即使其學界看到了中國在國家宏觀調控下發展市場經濟所展現出來的巨大活力，但其政府可能也無法通過政策的制定與經濟的微觀運行來實現他們對“鳥”與“籠”關系的理解。
二、美國：經濟改革的“管與放”“快與慢”
陳云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其經濟思想在美國學界也引發了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美國學者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核心要點展開：一是陳云對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看法，即“鳥”與“籠”的關系；二是陳云對“漸進式”和“激進式”改革的看法。這些研究不僅揭示了陳云經濟思想的深刻內涵，也成為制度觀察的棱鏡，投射出美國學界對中國改革開放的了解和評價。
在陳云的經濟思想中，其對市場調節與計劃經濟關系的闡述，即“鳥”與“籠” 的關系，同樣也是美國學者所關注的重點之一。哈佛大學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傅高義指出，陳云將市場調節比作“鳥”，計劃經濟比作“籠”，強調市場調節必須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下進行。中共領導層通過反復實驗來確定“籠”的大小，既認可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又強調國家計劃的主導地位，以確保經濟的穩定和有序發展。這一理論體現了陳云等中共領導人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刻理解和謹慎態度， 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因此，傅高義認為鄧小平和陳云共同塑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混合模式。這種模式既避免了東歐式的“政治自由化伴隨經濟休克”，也確保了中國經濟的長期平穩發展。
對于陳云一以貫之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經濟學家巴里·諾頓認為這并非對市場經濟的否定，而是一種基于中國國情的現實選擇。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存在著國民經濟發展中重大比例關系失調等諸多困難，需要依靠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來穩定秩序。另外，陳云也認識到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效率優勢，因而主張在計劃經濟的框架內適度引入市場調節機制。在某種程度上，盡管陳云承認市場機制的作用，但他對此仍持有謹慎的態度。如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認為，這主要體現在陳云對價格管制的堅持上。在20世紀80年代，陳云擔心過早放開價格管制會導致經濟失控，故而多次強調要通過行政手段對價格進行調控。羅斯基提出，這種謹慎態度雖然在短期內穩定了經濟，但也引起了中央“無法預料或控制的分散反應”，延緩了市場化進程。但從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和實踐來看，陳云在價格改革問題上，一直堅持的是“既積極又穩妥的方針”。
除了上述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外，美國學者對陳云經濟思想的另一個關注焦點是“快與慢”的問題，即采取所謂的“激進式”還是“漸進式”的改革路線。美國學界普遍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激進式”與“漸進式”路徑的矛盾集中體現在改革目標與執行策略的沖突?！凹みM式”改革強調快速突破，如價格雙軌制通過“調改結合”打破計劃定價體系，在利改稅、企業放權等領域進行綜合改革，但這類措施常引發市場秩序混亂與尋租行為?！皾u進式”改革則以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起點，通過分階段釋放要素活力。一方面，價格雙軌制試圖短期內銜接計劃與市場，但產生了“體制雙軌”的摩擦成本，造成資源配置低效；另一方面，地方分權改革雖然激發了經濟活力，但中央專項轉移支付占比過低，也削弱了宏觀調控能力。此外，央地分權政策與頂層設計的漸進轉型形成張力，導致區域改革試點與全國的制度變化難以協同。這些矛盾最終衍生出通脹壓力、國企效率不高、市場分割等結構性問題。
美國學者大多認為陳云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倡導者。例如，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羅納德·科斯等指出，陳云支持通過“邊緣革命”逐步推進改革的進程，而不是采取激進的“休克療法”。國際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馬丁·雅克的著作引起了美國學界的普遍關注，他曾經對中國的經濟改革道路有過一個簡要概括，認為中國是“以循序漸進、零敲碎打和試驗性的方法為基礎。如果一項改革奏效，就將其推廣到新的領域；如果失敗，就將其放棄”。這種謹慎的、以結果為導向的“漸進式”改革策略通過在局部地區進行試驗來積累經驗，將來自基層的一些重要理念上升為國家的指導方針，避免了蘇聯式激進轉型的災難。對于“激進式”改革，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教授蘇珊·舍克也指出，陳云擔心“激進式”改革會導致經濟失控和社會不穩定。譬如他堅決反對進一步推進激進的市場化改革，主張通過緊縮信貸和控制投資來穩定經濟，避免了惡性通貨膨脹，為中國改革提供了緩沖。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德懷特·珀金斯認為“漸進式”改革策略不僅減少了改革阻力，還為后續的市場化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通過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在城市推行價格雙軌制，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平穩過渡。此外，華盛頓大學教授大衛·巴赫曼也認為，陳云、鄧小平相互尊重與支持的關系是中國改革開放成功的重要因素。雙方的不同意見更多是在經濟改革的步伐快慢方面，例如，鄧小平希望1992 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12%，而陳云則主張達到6%即可。這種由鄧小平推動開放，陳云把控風險的模式確保了改革的穩步推進。
盡管陳云的經濟思想在穩定經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有美國研究者基于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立場對行政干預經濟的手段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研究者認為，作為改革啟動的核心機制，行政權力通過政策試點、制度嫁接和資源再分配等方式，打破了計劃經濟體制的原有結構。國企放權讓利改革通過行政性分權釋放經營自主權，價格雙軌制則以行政定價和市場議價并行的方式實現了漸進過渡。改革通過或“積極”或“謹慎”的實驗等方式實現落地。但也有研究者認為，行政化的手段導致改革陷入另一種困境，中央通過專項轉移支付和項目審批保留宏觀調控權，卻因地方分權催生了區域性訴求，形成市場分割與重復建設，中央財政能力不斷下降；價格雙軌制的最初目的是平穩過渡，卻因行政定價與市場價格的價差誘發權力尋租的空間。這種制度摩擦，導致了資源配置失衡和通貨膨脹壓力積聚，并最終激化為“姓社姓資”的意識形態爭論。華人學者張一平等在美國的《亞洲事務：美國評論》雜志發文指出，盡管陳云在幫助建立“一個穩定的過渡時期”發揮了關鍵作用，但這種經濟調整戰略“并未解決供應和需求之間的嚴重失衡”。
在部分美國研究者看來，這是源于計劃經濟和行政手段的先天不足。如托馬斯·羅斯基認為，陳云的改革思想過度依賴行政手段，將一些低效率的部門和機構置于圍墻之內，容易造成企業以犧牲公共利益為代價向自身利益傾斜的紀律問題，由此延緩了市場化進程。也有學者指出，陳云的“綜合平衡”理論在開放環境下難以應對全球化沖擊，只是歷史情境下的一種保守選擇。對于這些觀點，有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如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鄒至莊就認為計劃經濟思維雖然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但也為后續市場化積累了緩沖空間，是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必然選擇。
縱觀美國學者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一方面，他們肯定了陳云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關系上的深刻見解及推進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陳云對于計劃經濟手段的堅持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延緩了市場化的進程。這是信奉“市場萬能論”的西方學者面對非西方經濟體制的偏見，源自缺乏對中國基本國情的系統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有著基于自身需求和目標的運行規律，計劃與市場只是經濟發展中運用的具體手段。將經濟手段強行掛鉤意識形態，并由此作為評判的簡單標準，這是部分美國學者在認知構建上的缺陷，也是阻礙其對陳云經濟思想進行準確、深刻、全面理解的障礙，我們對此要有清晰認識。
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俄美研究對讀的意義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開展俄羅斯與美國學界的觀點對讀和分析，對于進一步深入理解陳云經濟思想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復雜性是中國、俄羅斯、美國等大國在當前國際國內局勢下所面臨的共同特征。尤其是在全球經濟發展乏力，復蘇不均衡，呈現出復雜性、脆弱性和不確定性的環境下，作為全球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美國和俄羅斯，研究兩國學界對陳云經濟思想的關注點及其變化，對于我們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盡管國際需求放緩、關稅沖擊等不利因素對中國經濟有所影響，但也為中國帶來了調整經濟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的機會。從他們的研究中反觀中國經濟發展高連續性與高韌性的原因，以史為鑒、以鄰為鑒、以己為鑒，找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正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深入開展陳云經濟思想研究的現實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學習好、運用好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方法論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判斷形勢、科學謀劃未來，善于抓住機遇、勇于應對挑戰，不斷增強工作的系統性、預見性、創造性?！?/div>
深入探究俄羅斯、美國學界對陳云經濟思想的分析，筆者認為兩國學界之所以對于陳云經濟思想的興趣點和研究方式產生差異，根源是其傳統與文化、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上的差異。一方面，俄羅斯領土橫跨歐亞大陸，國土主體為遼闊的平原、森林和草原，缺乏天然屏障，加上西伯利亞的嚴酷氣候與頻繁的戰爭，其民族認知中存在強烈的不安全感，東正教的傳統與歷史村社形態又強化了這一認知，并由此催生出其在對于中央集權的習慣性依賴與不易變通的社會基本管理方式。這種依賴，在外部形態上就表現為不能及時根據環境快速、恰當地做出決策調整。另一方面，俄羅斯歷史上市場經濟發展就不充分，私營經濟不活躍。這些因素共同導致其自19世紀以來的數次市場化改革均遭失敗。進入21世紀，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再度受挫。雖然早已不再是計劃經濟為主導，但微觀上不夠靈活的計劃管理體制仍然是其基本特征。與此相對照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界，完全以市場經濟作為導向，迷信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唯一法寶，對于市場經濟手段，一直報以強烈的自信與過分的樂觀。不但對于本國經濟的研究一直堅持自由市場法則至上，對于他國經濟的看法，也常常會選擇性忽視其歷史環境和基本特征。
在回顧俄羅斯學界對于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時，可以發現，他們傾向于將經濟思想研究置于文明交流的角度來解讀?！岸碇须p邊關系及其戰略協作性質首次被闡釋為文明沖突論的建設性替代方案，是全球化背景下國家間關系的新模式”，也印證了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長期倡導的文明互鑒理念。這種理念也在某種程度上指導了俄羅斯學界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系統性研究，尤其關注其“國家調控與市場調節”的平衡機制對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轉型的啟示價值。俄羅斯經濟學家將陳云的改革方法論概括為：存量穩定（計劃經濟框架維護）、增量激活（市場要素引入）、系統重構（混合所有制培育）等要素，并納入俄羅斯經濟轉型評估體系。同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促使俄羅斯學者關注陳云的“綜合平衡”等理論，將其視為破解市場失靈與產業結構失衡的參考方案。此外，陳云的“國力論”（即經濟建設規模與國力相適應原則）曾被俄羅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引入本國能源經濟政策評估體系，陳云的“農輕重比例協調論”也曾與普京政府的經濟結構模式進行對比，都凸顯了中國經驗對于破解俄羅斯現代化發展困境所具有的獨特參考價值。當前，中國正在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動經濟格局向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方向發展。這一變化對于俄羅斯經濟的未來發展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與示范作用。
作為對比，從美國學界對于陳云經濟思想的剖面觀之，大多數觀點仍然傾向于將市場視為資源配置的最優機制，認為市場通過價格機制能夠實現資源的高效配置。對于中國的經濟改革，表現出對計劃經濟體制的漠視、對政府干預的擔憂、對經濟效率的質疑以及對經濟模式普遍性的批評。雖然美國也有某些計劃的運用，如通過使用演繹推理、計量檢驗的方法來分析宏觀經濟形勢或政策效果的做法，以及20世紀30年代美國政府通過羅斯福新政對市場進行了干預，但隨著市場體系的發展，美國經濟再次轉向所謂的自由經濟政策，片面強調市場機制的自主性。有學者對陳云的經濟思想有“保守”的評論，但其他學者則注意到正是這種所謂的“保守”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了制度彈性。傅高義認為，陳云經濟思想的精髓在于構建“韌性體制”，即通過保留計劃經濟體制外殼實現市場化內核生長，這種制度彈性是中國規避蘇聯式崩潰的關鍵。巴里·諾頓則論證了陳云的“鳥”與“籠”經濟理論實質是建構“有約束的理性選擇空間”，修正了西方傳統理性選擇模型的絕對自由假設。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學界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還表現出與中美雙邊關系的時空同頻特質。如暨南大學教授陶季邑的研究表明，美國學界對陳云思想的研究高潮與中美戰略競爭加劇同步?？傮w而言，美國學界對于“鳥”與“籠”的關系，對于陳云經濟思想論述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并非對立，而是相互補充、共同發展的關系有著普遍的了解。但對于中國在轉型過程中引入市場機制，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保留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的具體做法缺乏認可。這是由其社會制度與意識形態底色所決定的，也是一種不易消除的偏見。
當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尋求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模式，不僅是預判性的研究課題，而且是全球面臨的現實問題。尤其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為保護就業等采取的單邊主義盛行，致使全球治理開始碎片化。各國在政治、經濟手段的選擇上凸顯出多元的困境。究其根源，在于西方發達國家結構性失衡與階層利益分化嚴重。隨著全球多邊貿易體系變數橫生、瓦解風險加劇，跨國資本擴張加劇主權國家競爭，“資本—生產”體系失衡又導致發達國家治理與全球責任脫節。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的逆全球化浪潮也為加速治理機制的創新提供了契機。新興的經濟大國崛起與數字革命發展所催生的生產要素，正成為重構國際治理體系的新動力。其中，經濟治理范式 的轉型是爭論核心焦點之一，即市場與政府的作用。中國經驗充分證明了“有效市場 與有為政府結合”的模式更具管理和發展的韌性。在脆弱的單一市場經濟調節手段下， 計劃手段如何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擺在了全球決策者的案臺之上。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超越了零和博弈思維，回應了這種時代需求，重塑著當前的全球 經濟治理話語體系。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開展俄羅斯、美國學界關于陳云經濟思想的對讀與比較，正可為這種范式轉型提供歷史的思想智慧，同時又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這一對讀折射出經濟轉型路徑的東方智慧。美國研究者從新制度經濟學視角切入解讀陳云“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其對“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等的批判價值；而俄羅斯研究者則將焦點投向陳云“綜合平衡”思想對俄羅斯經濟震蕩的鏡鑒作用。陳云“鳥”與“籠”經濟理論比喻中蘊含的彈性調控理念，既不同于信奉自由市場至上的美國價值觀，也區別于俄羅斯的激進私有化，展現出獨特的理論價值。這種“穩中求進”的方法論，對當前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以及強化國家經濟安全同樣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其次，以史為鑒，從全球經濟思想史的視域中找尋現實的驅動力。陳云提出的“國情論”“國力論”等概念，及其“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復”十五字訣，在美國、俄羅斯學界關于“中國模式”的學術爭鳴中屢次出現。如美國研究者對陳云經濟思想的解讀常常嵌入“實用主義”框架內，而俄羅斯研究者則側重“綜合平衡”思想對資源型經濟體可持續發展的參考價值，彰顯出其所具有的跨越國界與時代的穿透力。這種學術對話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經濟學話語霸權，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研究范式提供實際資源。特別是陳云關于“建設規模與國力相適應”的論斷，在美歐債務危機與俄羅斯資源依賴困境的對照下，具有一定的現實指導意義。
最后，為全球經濟治理貢獻有價值的中國方案。以陳云經濟思想為坐標，進行跨國的學術觀點對讀和比較，最終指向構建更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理論——既能跳脫美國式的“市場萬能論”，又可以避免俄羅斯式的改革風險。如陳云提出的農業基礎論等問題，也都在俄羅斯、美國學者的研究中有所論及，有助于促進國際社會在糧食安全、碳中和、綠色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推動形成新型全球經濟治理的共識。陳云經濟思想帶來的啟示，無疑可以為應對全球經濟發展新挑戰提供歷史的智慧與方案的參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在此背景下，開展俄羅斯、美國學界對陳云經濟思想的對讀與研究，是為掙脫西方經濟學的話語束縛，為中國發展經驗在全球制度競爭的環境下樹立自身坐標的一種嘗試。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美國學界都在通過對中國經濟的研究來強化自身立場——俄羅斯借此質疑西方經濟范式，美國則試圖構建遏制中國的新理論框架。在這里，基于中國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實踐，構建起能夠更好解釋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話語體系就變得尤為重要。陳云作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始終對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有著清晰認識，強調“我們國家是十億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無論是今天還是將來，在世界上都處于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陳云也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抱有堅定信心。他在1994年同上海市負責同志談話時鼓舞道：“把中國經濟搞上去是大有希望的，社會主義中國是大有前途的！”在陳云同志誕辰120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深化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認識，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扎實推動高質量發展。要蹄疾步穩推動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堅定不移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更多動力和活力?！边@是對全國各族人民提出的殷切期望。深化對陳云經濟思想的研究，進一步創造和豐富中國經濟學的話語和敘事體系，已不僅僅是期望，更是切實的任務。陳云的經濟思想和真知灼見，不僅僅是獨屬于中國的寶貴財富，也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者簡介］朱瀟瀟，歷史學博士，副教授，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張瀾，碩士研究生，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發表在《當代中國史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
